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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本书简介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撞上卡列宁的婚姻与社会,列文在乡间追问活着的意义。1919 年加内特英译插图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二十七章

“要是我有勇气把已经开始的事情丢开……白白糟蹋了这么多麻烦……我真想抛开这一切,把产业卖掉,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那样一走了之……去听《美丽的海伦》,”那位地主说,愉快的微笑照亮了他那张精明的老脸。

“可您瞧,您并没有丢开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说,“所以一定有所收获。”

“唯一的收获就是我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既不是买的也不是租的。此外,人总还抱着希望,指望老百姓会变得懂事些。可是,您简直不会相信——酗酒、伤风败俗!他们不停地重新划分小块土地。连一匹马、一头牛的影子都见不着。农民饿得要死,可你要是雇他当长工,他会千方百计坑害你,然后把你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

“可是您也向调解法官告他们的状啊,”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告状?我无论如何也不告!那样吵闹起来,闹得沸沸扬扬,只会叫人后悔。譬如工厂里,他们拿了预支的钱就跑了。法官把他们怎么了?结果还不是把他们放了。只有他们的村社法庭和村长老才管得住他们。他会照老规矩把他们抽一顿鞭子!要不是这样,那就只有放弃一切,逃之夭夭了。”

显然,这位地主是在打趣斯维亚日斯基,而斯维亚日斯基非但不生气,反而觉得很有趣。

“可是您瞧,我们经营我们的田产,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手段,”他笑着说,“列文和我,还有这位先生。”

他指了指另一位地主。

“是的,在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里事情是办成了,可是请问他是怎么办的。您以为那是合理的经营方式吗?”那位地主说,显然对自己用了“合理的”这个词颇为得意。

“我的方式很简单,”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说,“谢天谢地。我的全部经营就在于准备好秋季税款的钱,农民们来找我:‘老爷,父亲,帮帮我们吧!’唉,农民都是自己的邻居,我可怜他们。于是我就先借给他们三分之一,可是我说:‘伙计们,记住,我帮了你们的忙,我需要的时候你们也得帮我——不管是种燕麦,还是割草,还是收割’;而且,好吧,我们讲好,每个纳税人摊多少——不过他们中间也有不老实的人,这是真的。”

列文早就熟悉这种家长式的经营方式,他和斯维亚日斯基交换了一下眼色,打断了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的话,又转向那位灰白胡子的先生。

“那么您以为怎样呢?”他问,“如今该采用什么经营方式?”

“唉,就照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那样经营,或者把土地对半分,或者租给农民;这都行——不过这样一来,国家的普遍繁荣就毁了。在有农奴劳动和良好经营的地方,产量是九比一,而在对半分制下,产量是三比一。俄国被解放农奴毁了!”

斯维亚日斯基含笑望着列文,甚至对他做了一个淡淡的讽刺手势;但是列文并不觉得这位地主的话可笑,他比斯维亚日斯基更懂得他的话。这位灰白胡子的先生接着说了许多话,表明俄国怎样被解放农奴毁了,这些话他觉得确实非常正确,对他来说是新鲜的,而且是无可争辩的。这位地主说的显然是他个人的想法——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他的这个想法不是出于想给闲着没事干的脑子找点活动,而是从他的生活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是他在乡村的孤寂中反复思考过、从各方面考虑过的。

“您要知道,问题在于一切进步都是靠运用权力取得的,”他说,显然想表明他并非没有文化,“就拿彼得、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的改革来说吧。拿欧洲的历史来说吧。而农业方面的进步更是如此——譬如马铃薯,就是强行引进我国的。木犁也不是一向都使用的。也许是在帝国以前的时代就有了,但很可能是强行引进的。如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地主在农奴制度下曾采用各种农业改良:烘干机、脱粒机、运肥车以及一切现代农具——这一切我们都是靠运用权力引进的,农民起初反对,后来就仿效我们。现在由于废除农奴制,我们被剥夺了权力;因此我们的农业,原先已经提到很高的水平,现在必然要降到最野蛮的原始状态。这就是我的看法。”

“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如果是合理的经营,就可以雇用工人来维持同样的制度嘛,”斯维亚日斯基说。

“我们对他们没有权力了。请问,我雇谁来干呢?”

“就是劳动力——农业的主要因素,”列文想。

“雇工人呗。”

“工人不肯好好干,也不肯使用好农具。我们的工人只会像猪一样喝得烂醉,一喝醉就把你给他的一切都糟蹋掉。他把马饮坏了,把好挽具割断了,拿车轮的铁箍去换酒喝,往脱粒机里扔铁块,把它弄坏。凡是不合他心意的东西,他看着就讨厌。这就是为什么整个农业水平都下降了。土地荒芜了,长满了杂草,或者分给了农民,本来能收几百万石粮食的地方,如今只收十万石;国家的财富减少了。要是当初也这样做,但注意到……”

于是他开始阐述自己的解放方案,用这个方案本来可以避免这些缺点。

列文对此不感兴趣,但是等他说完,列文又回到自己最初的论点,对着斯维亚日斯基说,并竭力引他认真发表意见:

“文化水平在下降,而且在我们目前和农民的关系下,不可能用合理的经营方式获得利润——这是完全正确的,”他说。

“我不相信,”斯维亚日斯基相当认真地说,“我只看到我们不会种地,而且我们在农奴时代的农业制度决不是太高,而是太低。我们没有机器,没有好牲畜,没有有效的监督;我们连账都不会记。随便问哪个地主,他都说不清什么作物赚钱,什么不赚钱。”

“意大利式簿记,”灰白胡子的先生讽刺地说,“您爱怎么记账就怎么记账,可是要是他们把事情都给您弄糟了,那就不会有利润。”

“为什么他们要弄糟呢?一架蹩脚的脱粒机,或者你们的俄国压榨机,他们会弄坏,可是我的蒸汽压榨机他们弄不坏。一匹蹩脚的俄国劣马他们会弄坏,可是养上好的挽马或者拉车马——他们就不会弄坏。所以到处都一样。我们必须把农业提到更高的水平。”

“唉,要有办法才行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您倒好;可是我呢,有个儿子要供上大学,几个小的要上中学——我哪有钱去买这些拉车马呀?”

“喏,这就是土地银行的作用嘛。”

“结果把我剩下的一点产业都拍卖掉吗?不了,谢谢。”

“我不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把农业水平提得更高,”列文说,“我专心搞农业,我也有资金,可是我什么也做不成。至于银行,我不知道它对谁有好处。至少对我来说,我花在农业上的钱都是亏本的:牲畜——亏本,机器——亏本。”

“这话说得对,”灰白胡子的先生插嘴说,满意得真的笑起来了。

“而且不止我一个人,”列文继续说,“我和所有经营合理农业的邻近地主都有来往;他们大家,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是亏本的。喏,您说说,您的田产怎么样——赚钱吗?”列文说,立刻在斯维亚日斯基眼里觉察到那种一闪而过的惊慌表情,每当他试图探到斯维亚日斯基的内心密室里的时候,就注意到这种表情。

而且,列文这个问题也并非完全出于真心。斯维亚日斯基夫人刚才在喝茶时告诉过他,他们今年夏天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德国簿记专家,花了五百卢布检查他们的田产经营,发现他们亏损了三千多卢布。她不记得确切的数目,但是那个德国人似乎算得一分一厘都不差。

灰白胡子的地主一听到斯维亚日斯基田产的赢利,就笑了,显然他很清楚他的邻居兼首席贵族大概能赚多少。

“也许是不赚钱,”斯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证明,要么我是个不好的经营者,要么是我把资金投进去以提高地租了。”

“哦,地租!”列文惊骇地叫起来。“也许在欧洲还有地租,因为那里的土地由于投入劳动而改良了;可是在我们这里,土地却由于投入劳动而变得贫瘠了——换句话说,土地被耕种尽了;所以谈不上什么地租。”

“怎么没有地租呢?这是规律。”

“那么我们就在规律之外了;地租对我们说明不了什么,反而把我们搞糊涂了。不,您倒说说,怎么会有地租论呢?……”

“您要不要吃点凝乳?马莎,给我们拿点凝乳或者马林果来。”他转向妻子说。“今年的马林果结得特别晚。”

于是斯维亚日斯基兴高采烈地站起来走开了,显然他认为谈话正好结束了,而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刚刚开始。

失去了对手,列文就继续和那位灰白胡子的地主谈下去,竭力向他证明,全部困难在于我们不肯了解我们工人的特性和习惯;可是那位地主,像一切独立思考而又孤陋寡闻的人一样,很难领会别人的思想,尤其固执己见。他坚持说,俄国农民是猪,喜欢猪的习惯,要使他们脱离猪的习惯,必须有权力,可是现在没有;必须有棍子,可是我们变得太自由了,竟一下子用律师和模范监狱代替了为我们服务一千年的棍子,在那些监狱里给那些毫无价值的、臭气熏天的农民喝好汤,还规定给他们多少立方英尺的空气。

“您凭什么认为,”列文试图回到问题上来,说,“不可能找到一种对工人的关系,使劳动变得有成效呢?”

“在俄国农民身上永远不可能;我们没有权力管他们。”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找到新的条件呢?”斯维亚日斯基说。他吃了些凝乳,抽起烟来,又回到争论上。“对劳动力的各种可能的关系都已经确定并研究过了,”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原始公社及其对每个人的保障,自会消灭;农奴制已经废除——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它的形式是固定的、现成的,必须采用。长工、日工、佃农——您逃不出这些形式。”

“可是欧洲人对这些形式并不满意。”

“不满意,正在寻找新的形式。而且很可能找得到。”

“这正是我的意思,”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来寻找呢?”

“因为那就等于重新发明造铁路的方法一样。那些方法已经现成,已经发明出来了。”

“可是,要是那些方法对我们不合适,要是那些方法很愚蠢呢?”列文说。

他又觉察到斯维亚日斯基眼睛里那种惊慌的表情。

“啊,是的;我们会把整个世界埋在我们的帽子底下!我们找到了欧洲正在寻找的秘密!我听说过那一套;可是,对不起,你知道欧洲在劳动组织问题上所做的一切吗?”

“不,知道得很少。”

“这个问题目前正吸引着欧洲最优秀的人才。舒尔采-德里奇运动……还有关于劳动问题的全部庞大文献,最自由的拉萨尔运动……米尔豪森实验?那现在已经成为事实,你大概也知道吧。”

“我略知一二,但是很模糊。”

“不,你只是这么说罢了;毫无疑问你知道得和我一样多。当然,我不是社会学教授,可是这问题引起我的兴趣,真的,要是你感兴趣的话,你应该研究研究。”

“可是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

“对不起……”

两位邻人站了起来,斯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那种窥探他的思想内室的令人不快的习惯,起身送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