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撞上卡列宁的婚姻与社会,列文在乡间追问活着的意义。1919 年加内特英译插图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十三章
只有那些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虽然他表面上是最冷淡、最理智的人,却有一个与他的性格总倾向完全相反的弱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无论听到或看到孩子或女人哭泣,都不能不为之所动。一见到眼泪,他就陷入神经质的激动状态,完全失去思考的能力。他的部门首席秘书和私人秘书都知道这一点,常常警告那些前来递呈请愿书的妇女,如果不想毁掉自己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哭出来。“他会发怒,不会听你的,”他们常常这样说。而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一见到眼泪,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所产生的情感紊乱就会表现为急促的愤怒。“我无能为力。请离开房间!”在这种情况下,他通常会这样喊道。
安娜从赛马场回来时,告诉他她与弗龙斯基的关系,随后立即哭了起来,双手捂住脸,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对她满腔怒火,同时也意识到眼泪总会在他心中激起的那种情感紊乱又涌了上来。他意识到这一点,也意识到自己此刻任何感情的表露都会与他的处境不相称,于是他竭力抑制自己身上一切生命的表现,因此既不动,也不看她。这就是他脸上那种死一般僵硬的奇怪表情的由来,这表情给安娜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
他们到家时,他扶她下了马车,竭力控制住自己,以他惯常的彬彬有礼同她告别,说出了那句不约束他的话;他说,明天他会把决定告诉她。
妻子的话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心中刺入了一阵残酷的痛楚。她的眼泪在他心中激起的那种奇怪的肉体上的怜悯,加剧了这阵痛楚。但当他独自坐在马车里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却又惊又喜地感到,这种怜悯以及猜疑和嫉妒的痛苦都完全解脱了。
他体验到一个人长期牙痛之后拔掉牙齿时的感觉。在可怕的剧痛之后,在感觉到有什么巨大的、比头本身还大的东西从牙床里被拔出来之后,患者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忽然感到那长久毒害他的生存、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他又可以生活、思考,并且对牙齿以外的事情发生兴趣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正在体验这种感觉。那痛苦曾经奇怪而可怕,但现在过去了;他感到他又可以生活,可以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只是他的妻子了。
“没有名誉,没有心肝,没有宗教,一个堕落的女人。我一直都知道,一直也都看得见,虽然我还竭力欺骗自己,想怜惜她。”他自言自语。而且他觉得他其实一直就看见了这一点:他回想起他们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以前他从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现在这些事情清楚地证明她一直就是个堕落的女人。“我犯了错误,把自己的生活跟她结合在一起;但我的错误里并没有什么不对,因此我不可能不幸。不是我的错,”他对自己说,“是她。但我跟她毫无关系。她对于我是不存在的……”
一切与她以及她儿子有关的事——他对那孩子的感情也和对她的一样起了变化——都不再使他感兴趣了。如今他唯一感兴趣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好地、最体面而舒适地、因而也最公正地使自己从她堕落时溅到他身上的泥污中脱身出来,然后继续走他那积极、正直、有益的生活道路。
“我不能因为一个卑贱的女人犯了罪就成为不幸的人。我只需找到最好的办法,摆脱她把我置身的这个困难处境。我会找到的,”他对自己说,眉头越皱越紧,“我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且不说那些历史上自墨涅拉俄斯的“美丽的海伦”以来的事例——最近大家又都记起了这些——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象中浮现出一大串当代上流社会丈夫们妻子不贞的例子。“达里亚洛夫、波尔塔夫斯基、卡里巴诺夫公爵、帕斯库林伯爵、德拉姆……是的,甚至德拉姆,那么一个诚实、能干的人……谢苗诺夫、恰金、西戈宁,”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回忆着。“纵然这些人不免遭到某种很不合理的嘲笑,但我从中看到的从来只是不幸,并且总是对此感到同情,”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从未对这类不幸感到过同情,而且他听到妻子不贞、背叛丈夫的事例越多,他对自己就越是看得很高。“这是一种可能落到任何人头上的不幸。而这一不幸落到了我头上。唯一要做的是尽可能处理好这个处境。”
于是他开始逐一回顾处于他这种境地的男人们所采取的做法。
“达里亚洛夫决斗了……”
决斗特别吸引过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年轻时的思绪,恰恰因为他在身体上是个胆小鬼,而且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想到有把手枪对准自己,就不寒而栗,他一生中从未使用过任何武器。这种恐惧在他年轻时促使他思考决斗,想象自己处于不得不把生命暴露于危险之中的境地。后来他获得了成功,在社会上确立了地位,早已忘记了这种感受;但是习惯性的情感倾向又占了上风,对自己胆怯的恐惧如今依然如此强烈,以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花了很长时间从各个方面反复思考决斗的问题,并且抱着决斗的念头不放,尽管他事先就完全明白,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决斗。
“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依然如此野蛮(在英国情况不同),以至于很多人”——其中包括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特别看重其意见的那些人——“对决斗持赞成态度;但这样做能达到什么结果呢?假设我向他提出挑战,”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继续自言自语,生动地想象着挑战之后他将度过的那一夜,以及对准他的手枪,他不寒而栗,知道自己绝不会这样做——“假设我向他提出挑战。假设我学会了,”他继续沉思,“开枪;我扣动扳机,”他闭着眼睛对自己说,“结果是我杀死了他,”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他摇了摇头,仿佛要驱散这些愚蠢的念头。“为了确定自己与一个有罪的妻子和儿子的关系而杀一个人,这有什么意义呢?我仍然同样必须决定我该怎样处置她。但更可能发生、而且无疑会发生的是——我被杀死或受伤。我,一个无辜的人,却成了牺牲品——被杀死或受伤。这更加毫无意义。除此之外,提出决斗对我而言几乎是不诚实的举动。难道我不是完全清楚,我的朋友们绝不会允许我进行决斗——绝不会允许一个俄罗斯所需要的政治家的生命去冒险吗?事先完全清楚这件事绝不会导致真正的危险,那这就等于我只是想通过这样的挑战来获取某种虚假的声誉。那将是不诚实的,那将是虚伪的,那将是欺骗自己和他人。决斗是毫无理性的,没有人期待我这样做。我的目的仅仅是维护我的声誉,而这对于不受干扰地履行我的公职至关重要。”公务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一向极为重要,此刻在他心中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在考虑并否决了决斗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转向离婚——这是他所记得的几位丈夫所选择的另一种解决办法。在脑海中逐一回顾他所知道的所有离婚案例(在他非常熟悉的最高层社会中这类例子不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找不到一个例子,其中离婚的目的与他所设想的一致。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丈夫实际上都是让出或出卖了自己不忠的妻子,而恰恰是有过错、无权再婚的那一方,却与一个自封的丈夫缔结了虚假的、伪婚姻的关系。在他自己的情况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看出,合法的离婚,也就是说,只有有罪的妻子被休弃的那种离婚,是无法实现的。他看出,他们所处生活的复杂条件使得法律所要求的、证明妻子有罪的粗俗证据根本不可能存在;他看出,那种生活中的某种体面不会容许提出这样的证据,即使他拥有这些证据,提出这样的证据对他在公众评价中的损害也会大于对她的损害。
尝试离婚只会导致一场公开丑闻,这对他的敌人来说是天赐良机,可以用来诽谤和攻击他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他的主要目的——以尽可能小的动荡来确定处境——通过离婚也无法达到。此外,在离婚的情况下,甚至只是在试图获得离婚的情况下,显然妻子会断绝与丈夫的一切关系,而将自己的命运与情人结合在一起。尽管他自认为现在对妻子完全蔑视和冷漠,但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内心深处,对她仍残留着一种感情——不愿看到她自由地将命运与弗龙斯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她的罪行对她有利。仅仅这个念头就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如此恼怒,以致它一浮上心头,他就在内心痛苦中呻吟起来,站起身,在车厢里换了个位置,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皱着眉头坐着,把冻僵的、瘦骨嶙峋的双腿裹在毛绒毯子里。
“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像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个好人德拉姆那样做——也就是与妻子分居,”他恢复平静后继续想道。但这一步也同样带有与离婚一样的公开丑闻的缺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分居与正式离婚一样,会把妻子投入弗龙斯基的怀抱。“不,这不可能。不可能!”他又说道,再次裹紧毯子。“我不能不幸,但她和他也不应该幸福。”
在他心存疑虑的那段时间里折磨着他的嫉妒感,在妻子说出那番话、那颗牙被痛苦地拔出的那一刻,就已经消失了。但这种感觉被另一种感觉所取代,那就是希望她不仅不要得胜,而且要为她所犯的罪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不承认这种感觉,但在内心深处,他渴望她因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他的荣誉——而受苦。他再一次逐一审视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分割的条件,再一次将它们否决。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种解决办法——把她留在身边,向世人隐瞒所发生的事,并利用一切手段来断绝这段私情,更进一步——尽管他不向自己承认这一点——惩罚她。“我必须通知她我的结论:考虑到她使家庭陷入的可怕处境,所有其他解决办法对双方都比维持表面现状更糟,而我同意维持这种现状,严格条件是她必须服从我的意愿,也就是说,停止与她的情人的一切往来。”当这个决定最终被采纳时,另一个重要的考虑浮现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脑海中,支持这个决定。“只有这样,我才是按照宗教的教导行事,”他告诉自己。“采取这种做法,我不是抛弃一个有罪的妻子,而是给她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而且,尽管这项任务对我来说将很艰难,我也将把一部分精力用于她的改造和拯救。”
尽管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完全清楚他无法对妻子施加任何道德影响,这种改造的尝试只会导致虚伪;尽管在度过这些艰难时刻时,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要寻求宗教的指引,然而现在,当他的结论似乎与宗教的要求相符时,这种对其决定的宗教认可给了他完全的满足,并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他内心的平静。他欣慰地想到,即使在人生如此重要的关头,也没有人能说他未按照那宗教的原则行事——在普遍的冷淡和漠然中,他一直高举着那宗教的旗帜。当他思考后续发展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实看不出为什么他与妻子的关系实际上不应保持与从前一样。毫无疑问,她永远无法重新获得他的尊重,但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让他的生活受到干扰,让他因为她是一个坏而不忠的妻子而受苦。“是的,时间会过去,时间能安排一切,旧的关系将会重新建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告诉自己;“重新建立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连续性有所中断。她注定不幸,但我没有过错,所以我不可能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