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撞上卡列宁的婚姻与社会,列文在乡间追问活着的意义。1919 年加内特英译插图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三章
“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你的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根据这位医生告诉我的情况,县里所做的事简直不像话。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而且正如我以前对你说过的,我再说一遍:你不去参加会议,完全置身于县里的事务之外,是不对的。如果正派人不参与其中,那当然一切都会一团糟。我们交的钱全都花在薪水上,却没有学校,没有地区护士,没有助产士,没有药房——什么都没有。”
“嗯,你知道,我试过的,”列文慢吞吞地、不情愿地说。“我做不到!所以也没有办法。”
“可你为什么做不到?我得承认我弄不明白。冷漠、无能——我不承认;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都不是。我试过了,我看出我什么也做不了,”列文说。
他几乎没听清哥哥在说什么。他朝河对岸的耕地望去,辨认出什么黑色的东西,但分不清是马还是骑马的马夫。
“为什么你什么都做不了?你尝试过,但你认为没有成功,就认输了。你怎么能这么没有自尊心?”
“自尊心!”列文被哥哥的话刺得心痛,说道,“我不明白。如果别人在大学里告诉我别人懂积分学,而我不懂,那才会涉及自尊心。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首先想要确信自己对这类事务有一定的资格,尤其是确信这一切事务都非常重要。”
“什么!你是说它不重要?”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也被弟弟认为他感兴趣的事不重要所刺痛,更因为他显然对自己说的话不大在意而刺痛。
“我认为它不重要;它抓不住我,我没办法,”列文回答说,从他所看到的,管家似乎在让农民们离开耕地。他们正在翻耕土地。“他们能耕完了吗?”他纳闷。
“得了,说真的,”哥哥皱着眉头,在他英俊聪明的脸上,“凡事都有个限度。做原创而真诚的人,讨厌一切因循守旧的东西——这都很好,这些我全知道;但说真的,你所说的话要么毫无意义,要么有非常错误的意义。你怎么能认为这无关紧要:那个农民,据你所说你像爱……那样爱着的农民……”
“我从来没这样断言过,”康斯坦丁·列文心想。
“——在无助中死去?无知的农妇让饥饿的孩子挨饿,人民在黑暗中停滞不前,在每个乡村小吏手中无依无靠,而你有办法帮助他们,却不帮助他们,因为在你看来这无关紧要。”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向他提出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你太不开化,看不到你所能做的一切,要么你不愿牺牲自己的安逸、虚荣,或者不管是什么,去做那件事。
康斯坦丁·列文觉得他别无出路,只能服从,或者承认自己对公共福利缺乏热情。这让他感到屈辱,伤了他的感情。
“两者都是,”他坚决地说;“我看不出那曾经是可能的……”
“什么!如果钱花得得当,提供医疗救助难道不可能吗?”
“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我们那个地区有三千平方英里,加上化冻、风暴和地里的活儿,我看不出怎么可能到处提供医疗救助。而且,我不相信医学。”
“哦,那可不公平……我可以给你举出成千上万的例子……不过,就说学校吧。”
“为什么要办学校?”
“你是什么意思?对教育的益处还能有两种意见吗?如果它对你是好事,那对每个人都是好事。”
康斯坦丁·列文感到自己在道义上被逼到了墙角,于是他火了起来,不自觉地脱口说出了他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主要缘由。
“也许这一切都很好;可我为什么要操心去设立那些我永远用不上的诊疗所,办那些我永远不会送自己孩子去的学校,那些连农民都不想送孩子去的学校,而且我也不太确信他们应该送孩子去呢?”他说。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一时间对这个意想不到的看法感到惊讶;但他很快制定了新的进攻计划。他沉默了一会儿,拿出一个钩子,又抛了出去,微笑着转向他的弟弟。
“来吧……首先,诊疗所是需要的。我们自己就为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请过地区医生。”
“哦,好吧,可我想她的手腕再也直不起来了。”
“那还有待证明……其次,能读会写的农民作为劳动力对你更有用、更有价值。”
“不;你随便问谁都行,”康斯坦丁·列文果断地回答,“能读会写的人作为劳动力要差得多。而且修补大路是不可能的;他们一搭起桥就被偷走。”
“不过,那不是重点,”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皱着眉头说。他讨厌被人反驳,更讨厌那种不断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引入新的不相干的论点、让人不知道该回应哪一条的争论。“你承认教育对人民有益吗?”
“是的,我承认,”列文不假思索地说,随即意识到自己说了并非他所想的话。他觉得,如果他承认了这一点,就会被证明他一直在说毫无意义的废话。怎么证明他说不上来,但他知道这必然会被合乎逻辑地证明给他看,于是他等待着那些证明。
结果这场论证远比他预想的简单。
“如果你承认它有益,”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那么,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你就不可能不关心它、不同情这一运动,从而希望为它出力。”
“但我仍然不承认这一运动是公正的,”康斯坦丁·列文微微红着脸说。
“什么!可你刚才说……”
“那是说,我不承认它既是好的又是可能的。”
“不试一试你是说不出来的。”
“好吧,就算如此,”列文说,虽然他根本不这么认为,“就算如此,我仍然不明白,我到底为什么要为它操心。”
“怎么这么说?”
“不;既然我们在谈论,那就从哲学的观点给我解释一下,”列文说。
“我看不出哲学跟这有什么关系,”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列文觉得他的语气仿佛不承认他弟弟有权谈论哲学。这激怒了列文。
“那我就告诉你吧,”他激动地说,“我想我们一切行动的根本动力归根结底还是自身利益。现在在地方机构里,我作为一个贵族,看不到任何能促进我兴旺的东西,道路并没有更好,也不可能更好;我的马拉着我稳稳当当地越过坑洼。医生和诊疗所对我没有用。解决纠纷的仲裁人对我没有用。我从不向他申诉,也永远不会向他申诉。学校对我没有好处,反而有害,正如我告诉你的。对我来说,地方机构只意味着每三俄亩要付四个半戈比的义务,要赶进城里,和臭虫一起睡觉,听各种愚蠢和令人作呕的话,而自身利益对我没有任何诱因。”
“对不起,”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微笑着插话,“自身利益并没有促使我们为解放农奴而工作,但我们确实为此工作了。”
“不!”康斯坦丁·列文更加激动地打断他;“解放农奴是另一回事。那里确实有自身利益。人人都渴望摆脱那压在我们——我们当中所有正派人——身上的枷锁。但是当一个市议员,讨论需要多少清道夫,我不住的那个城里的烟囱该怎么造——去当陪审员,审判一个偷了一块腌肉的农民,一连六个钟头听辩护律师和控方律师的各种胡扯,听庭长盘问我那半痴呆的老阿廖什卡,‘被告,你承认取走腌肉这一事实吗?’‘呃?’”
康斯坦丁·列文越说越起劲,开始模仿庭长和半痴呆的阿廖什卡:他觉得这一切都很切题。
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耸了耸肩。
“那么,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我只是想说,那些触及我的权利……我的利益,我将永远尽我所能去捍卫;当他们搜查我们学生、警察拆看我们的信件时,我准备竭力捍卫那些权利,捍卫我受教育和自由的权利。我能理解义务兵役,它影响我的孩子、我的兄弟和我自己,我准备讨论与我有关的事;但是讨论如何花掉四万卢布的地方议会经费,或者审判半痴呆的阿廖什卡——我不理解,我也做不到。”
康斯坦丁·列文说这话时,仿佛他言语的闸门被冲开了。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笑了。
“不过明天就轮到审判你了;被放在旧式刑事被告席上受审,会更合你的口味吗?”
“我不会受审的。我不会杀人,我们也不需要那个。好吧,我告诉你,”他接着说,又跳到完全离题的话题上,“我们那个地区的政府和其余一切——就好比我们在三一节插在地里的桦树枝,举个例子,装成一片在欧洲自行长成的矮树林,而我不能对这些桦树枝大发热情并相信它们。”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只是耸了耸肩,仿佛表示惊讶桦树枝怎么会在那个当口进入他们的争论,尽管他确实一度明白他弟弟的意思。
“对不起,可你知道人确实不能那样争论,”他说。
但康斯坦丁·列文想为自己意识到的那种对公共事务缺乏热情的过错辩解,于是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他说,“任何一种活动,如果不建立在个人利益上,恐怕都是不能持久的,这是普遍的真理,哲学的真理,”他说,故意重复“哲学的”这个词,仿佛要表明他也有权像任何人一样谈论哲学。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笑了笑。“他也有他的一套哲学来为他的天性服务,”他想。
“算了,你最好别谈哲学了,”他说。“各个时代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寻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我必须对你的比喻作一点纠正。桦树不是简单地插进去的,有的是砍下的,有的是栽种的,得小心对待。只有那些对本民族的制度中什么是重要和有意义的具有直觉的民族,只有那些懂得珍视它们的民族,才有前途——只有这样的民族才能被称为真正有历史意义的民族。”
于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把话题引向哲学历史的领域,康斯坦丁·列文无法跟上他,他向他指出了他的观点的种种错误。
“至于你对它的反感,请原谅我这么说,那不过是我们俄罗斯人的懒惰和旧农奴主的习气,我相信在你身上这只是暂时的错误,会过去的。”
康斯坦丁沉默不语。他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被击败了,但同时他又感到他想说的话他的哥哥并不理解。只是他无法断定,究竟是因为他没有能力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还是因为他的哥哥不愿意或不能够理解他。但他没有继续思索下去,也没有回答,而是陷入了对一件完全不同的、纯属个人的事情的沉思。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写完最后一行,解开马,他们就驾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