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撞上卡列宁的婚姻与社会,列文在乡间追问活着的意义。1919 年加内特英译插图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二十九章
列文的计划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他坚持不懈,竭尽全力,取得了一个结果——虽然并非他所期望的,但足以让他毫不自欺地相信,这番尝试值得费这个力气。主要困难之一在于,土地的耕作正全面进行,不可能停下来一切从头开始,机器只能在运转中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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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到家那天晚上把计划告诉管家时,管家显然很高兴地赞同他所说的一切——只要他指出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愚蠢而无用的。管家说,他早就这么说过,但没人理会他。至于列文提出的建议——让管工在每一项农业经营中作为股东参与分成——对此管家只是表现出深深的沮丧,没有给出明确的意见,而是立刻谈起第二天必须赶紧运完剩下的黑麦捆,以及派人去进行第二次耕地,列文因此觉得现在不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
当他开始和农民谈这件事,提出以新条件把土地让给他们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巨大困难:他们太专注于当前的日常劳作,没有时间去考虑所提方案的利弊。
老实巴交的牧牛人伊万似乎完全理解了列文的提议——他和他的家人可以从养牛场的收益中分得一份——并且完全赞同这个计划。但当列文暗示未来的好处时,伊万的脸上露出了惊恐和遗憾的表情,因为他听不完列文要说的话,便赶紧去找些不能耽搁的活儿干:要么抓起叉子从栏里叉出干草,要么跑去打水或清理粪肥。
另一个困难在于农民那种不可战胜的不信任——他们不相信地主的目的是别的什么,只可能是想尽量从他们身上榨取一切。他们坚信他的真正目的(不管他对他们说什么)永远藏在他没有对他们说出口的话里。而他们自己在发表意见时,说了很多,却从不说出他们的真正目的。此外(列文觉得那位暴躁的地主是对的),农民把任何协议的第一条不可更改的条件定为:不得强迫他们采用任何新的乡村耕作方法,也不得使用新式农具。他们同意现代犁耕得更好,松土机干活更快,但他们能找到成千上万的理由说明使用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可能的;尽管他已经接受了必须降低耕作标准的信念,他仍然为放弃改良方法而感到惋惜,因为这些方法的好处是如此明显。但是,尽管有所有这些困难,他还是达到了目的,到秋天这套制度运转起来了,或者至少在他看来是如此。
起初列文想按照原样把全部土地耕作交给农民、雇工和管家,以新的合伙条件经营;但他很快就确信这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分开经营。养牛场、菜园、草场和耕地分成几部分,必须划成单独的份额。老实巴交的牧牛人伊万——列文觉得他比谁都更理解这件事——召集了一帮工人来帮他,主要是他自己的家人,成了养牛场的合伙人。庄园远处的一块荒地,已经荒了八年,在聪明的木匠费奥多尔·雷祖诺夫的帮助下,由六户农民以新的合伙条件承包下来;农民舒拉耶夫以同样的条件承包了所有菜园的管理。其余的土地仍按旧制度耕作,但这三个合伙组织是全面新组织的第一步,它们完全占去了列文的时间。
诚然,养牛场的情况并不比以前好,伊万坚决反对给奶牛建暖棚和用新鲜奶油做黄油,坚称奶牛养在冷处需要的饲料更少,用酸奶油做的黄油更赚钱;他照样要工钱,就像旧制度下一样,对于他收到的钱不是工钱而是从他未来利润份额中预支的这一点,丝毫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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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费奥多尔·雷祖诺夫那一伙人并没有按约定在播种前把地耕两遍,他们辩解说时间太短。诚然,同一伙的农民虽然同意按新条件耕种土地,却总是说那地不是合伙经营,而是按对半分成租来的,而且农民和雷祖诺夫本人不止一次对列文说:“您要是收地租,倒省了您的麻烦,我们也更自由。”此外,这些农民总是以各种借口拖延按约定在地里修建养牛场和谷仓,一直拖到冬天。
诚然,舒拉耶夫倒想把承包下来的菜园分成小块转租给农民。他显然完全误解了——而且似乎是故意误解了——土地交给他的条件。
列文也常常在和农民谈话、向他们解释计划的所有好处时,感觉到农民除了他声音的响动什么也没听进去,而且不管他说什么,都下定决心不上当。他尤其在对最聪明的农民雷祖诺夫说话时感觉到这一点,他察觉到雷祖诺夫眼中闪过的光芒,那光芒如此清楚地表明:既是对列文的讽刺性消遣,又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如果有人要上当,那绝不会是他雷祖诺夫。但是,尽管如此,列文认为这套制度运转起来了,而且相信通过严格记账和坚持自己的办法,他将来会向他们证明这种安排的好处,然后这套制度就会自行运转。
这些事,加上仍然留在自己手里的土地的管理,以及书房里写书的工作,整个夏天把列文缠得几乎从没出去打猎。八月底,他从送回女鞍的仆人那里听说奥布隆斯基一家已去莫斯科了。他感到,由于没有回复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信,他的粗鲁——一想到此他就羞愧得脸红——已经使他破釜沉舟,他再也不会去看他们了。他对斯维亚日斯基一家也同样粗鲁,没告辞就走了。但他也再不会去看他们了。现在他不在乎这些了。重新组织自己土地耕作的事务完全占据了他,仿佛他一生中再也不会有别的事情。他读斯维亚日斯基借给他的书,把没有弄到的内容抄下来,他读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但正如他所预料的,没有找到任何与他所从事的方案有关的东西。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里——比如穆勒,他最初满怀热情地研读,每时每刻都希望找到他所关注的问题的答案——他发现的是从欧洲土地耕作状况中推导出来的规律;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在俄国不适用的规律就一定是普遍的。他在社会主义的书里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要么是他学生时代曾为之着迷的美丽但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么是试图改善、纠正欧洲所处经济状况的努力,而俄国的土地所有制与这些毫无共同之处。政治经济学告诉他,欧洲财富得以发展和发展所依据的规律是普遍而恒定的。社会主义告诉他,沿着这些路线发展会导致毁灭。而两者都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暗示这样一个问题:他列文以及所有俄国农民和地主,该拿他们的千百万双手和千百万俄亩土地怎么办,才能使它们为公共福利尽可能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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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着手这个题目,他就认真地阅读了一切有关的书籍,并打算秋天出国实地考察土地制度,免得在这个问题上又遇到他在各种问题上经常遇到的情况。常常,正当他开始理解与他交谈的某个人头脑中的想法,并开始解释自己的想法时,对方会突然说:“可是考夫曼呢,琼斯呢,杜布瓦呢,米凯利呢?您没读过他们的书吧:他们把那个问题彻底研究透了。”
他现在清楚地看出,考夫曼和米歇利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他的。他知道他要什么。他看出俄罗斯有肥沃的土地,有优秀的劳动力,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正如在去斯维亚日斯基家路上那个农民家里所见到的那样,劳动者和土地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当资本以欧洲方式投入时,产量却很少,而这纯粹是因为:劳动者只愿意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劳动,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干得好;这种对立不是偶然的,而是永恒的,其根源在于民族精神。他认为,俄罗斯人民肩负着开垦和耕种大片未开垦土地的使命,他们自觉地坚持适合自己目的的方法,直到所有土地都被占用为止,而他们的方法绝不像人们通常设想的那样糟糕。他想在理论上在自己的书里证明这一点,在实践中在自己的土地上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