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撞上卡列宁的婚姻与社会,列文在乡间追问活着的意义。1919 年加内特英译插图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十五章
安娜嘴上虽然固执而恼怒地反驳弗龙斯基,说他们的处境不可能维持下去,但她心底里却认为自己的处境是虚假而可耻的,她全心全意地渴望改变它。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一时激动中向丈夫说出了真相,尽管这样做使她痛苦万分,她却为此感到高兴。丈夫离开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有什么谎言和欺骗了。她觉得毫无疑问,她的处境现在永远明朗化了。这个新处境也许很糟,但它是明确的;不会再有什么含糊不清或虚假的东西了。她造成自己和丈夫说出那些话时的痛苦,她心想,现在会因为一切都明朗化而得到补偿。那天晚上她见到了弗龙斯基,但没有告诉他她和她丈夫之间发生的事,虽然为了把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那些话现在在她看来是如此可怕,她简直无法想象自己怎么能说出那些奇怪的、粗鲁的话来,也无法想象会有什么结果。但话已经说出去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见到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正要走的时候,我本想叫他回来告诉他的,但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没有在最初一分钟就告诉他,这很奇怪。为什么我想告诉他却又没有告诉他呢?”对这个问题,一阵灼热的羞耻感涌上她的脸。她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她知道自己感到羞耻。她的处境,前一天晚上似乎已经简单化了,此刻突然使她感到不仅不简单,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自己以前从未想过的耻辱感到恐惧。她一想到丈夫会怎么做,最可怕的念头就涌上心头。她想象自己被赶出家门,她的耻辱被宣扬得尽人皆知。她问自己,被赶出家门后该到哪里去,却找不到答案。
她想到弗龙斯基时,觉得他不爱她了,他已经开始厌倦她了,她不能把自己奉献给他,因此对他感到怨恨。她觉得她对丈夫说的那些话,她在想象中不断重复的那些话,她已经对每个人都说了,每个人都听见了。她无法面对自己家里的人。她无法面对她的女仆,更无法下楼去见儿子和他的家庭教师。
女仆在她门口听了很久,自己走进了她的房间。安娜询问地看了她一眼,带着惊恐的神情脸红了。女仆请求原谅她进来,说她以为铃响了。她送来了衣服和一张便条。便条是贝茜写的。贝茜提醒她,利兹·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今天早上要带着她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O.斯特列莫夫来和她打槌球。“来吧,哪怕只是作为对道德的研习也好。我等着你,”她最后写道。
安娜读完便条,深深叹了口气。
“没什么,我什么都不需要,”她对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瓶子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
“你可以走了。我马上穿好衣服就下去。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出去了,但安娜并没有开始穿衣服,她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头和手无力地垂着,不时全身颤抖,似乎想做什么手势,说什么话,又仿佛重新陷入死一般的状态。她不断地重复:“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上帝”和“我的”对她都毫无意义。在困境中向宗教寻求帮助的念头,对她来说就像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寻求帮助一样遥远,尽管她对自己从小所受的信仰从未怀疑过。她知道,只有在放弃那构成她全部生命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下,宗教的支持才是可能的。她不仅感到痛苦,而且开始对自己所处的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感到惊恐。她觉得仿佛她灵魂中的一切开始变成双重的,就像过度疲劳的眼睛有时看物体出现双影一样。她有时几乎不知道自己所惧怕的是什么,所希望的是什么。无论是惧怕还是渴望已经发生的事,或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究竟渴望什么,她都说不清楚。
“哎呀,我在做什么!”她对自己说,感到头部两侧突然一阵剧痛。当她回过神来时,她看见自己双手抓着两鬓的头发在扯。她跳起来,开始走来走去。
“咖啡准备好了,小姐和谢廖沙在等着呢,”安努什卡又回来说,发现安娜还是那个姿势。
“谢廖沙?谢廖沙怎么了?”安娜突然急切地问,那天早晨第一次想起儿子的存在。
“他大概淘气了,”安努什卡笑着回答。
“怎么淘气了?”
“角落房间的桌子上放着几个桃子。我想他溜进去偷吃了一个。”
想起儿子,安娜突然从她所处的失眠状态中清醒过来。她回想起近年来她所扮演的那个部分真诚、但大大夸张了的、为孩子而活的角色,她高兴地感到,在她所处的困境中,她有一个支撑,完全独立于她与丈夫或与弗龙斯基的关系。这个支撑就是她的儿子。无论她处于什么境地,她都不能失去儿子。丈夫可能使她蒙羞并把她赶出家门,弗龙斯基可能对她冷淡下去,继续过他自己的生活,与她分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备想到他);她不能离开儿子。她有了生活的目标。她必须行动;行动起来以确保她与儿子的关系,使儿子不被夺走。是的,要快,尽可能快地采取行动,趁他还没有被夺走。她必须带着儿子离开。这是她现在唯一要做的事。她需要安慰。她必须平静下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处境。立即行动、与儿子绑在一起、带他到某个地方去的念头给了她这种安慰。
她迅速穿好衣服,下了楼,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在那里像往常一样,咖啡、谢廖沙和他的家庭教师已经在等她了。谢廖沙一身白衣,弓着背低着头,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带着她所熟悉的那种全神贯注的表情——那表情像他父亲——正在摆弄他拿着的花。
家庭教师的表情特别严肃。谢廖沙尖声叫道,像他常做的那样:“啊,妈妈!”然后停住了,犹豫着是去迎接母亲放下花,还是做完花环带着花去。
家庭教师道了早安之后,开始长篇大论地详细讲述谢廖沙的淘气,但安娜没有听;她在考虑要不要带她一起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了。“我一个人带着我的孩子走。”
“是的,这很不对,”安娜说,把手放在儿子的肩上,看着他的目光不是严厉的,而是带着一种胜利的神情,这使男孩既困惑又高兴,她吻了他。“把他交给我吧,”她对惊讶的家庭教师说,没有放开儿子,在摆好咖啡的桌旁坐了下来。
“妈妈!我……我……没有……”他说,转过身想从她的表情中看出关于桃子的事会有什么后果等着他。
“谢廖沙,”家庭教师一离开房间,她就说,“那样做是不对的,但你以后再也不会那样做了,是吗?你爱我吗?”
她感到泪水涌上了眼睛。“我怎能不爱他呢?”她对自己说,深深地注视着他那既关切又快乐的眼睛。“难道他会和他父亲一起来惩罚我吗?难道他会不同情我吗?”泪水已经顺着她的脸流下来,为了掩饰,她猛地站起来,几乎跑着到了露台上。
前几天雷阵雨过后,天气变得寒冷而晴朗。透过新洗过的树叶洒下的明亮阳光中,空气是寒冷的。
她打了个寒颤,既因为寒冷,也因为户外那股重新抓住她的内心恐惧。
“走吧,走吧,到玛丽埃特那儿去,”她对跟着她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开始在露台的草席上来回踱步。“难道他们就不能原谅我,不能理解这一切都是迫不得已的吗?”她自言自语道。
她站定了,望着风中摇曳的白杨树梢,那些刚被雨水洗刷过的树梢在寒冷的阳光下明亮地闪耀着,她知道他们不会原谅她,现在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会像那天空、那绿色一样对她无情。她又感到灵魂中的一切都裂成了两半。“我不能想,不能想,”她对自己说。“我得准备好。去那里?什么时候?带谁一起去?是的,坐晚班火车去莫斯科。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只带最必需的东西。但首先我得给他们两个都写信。”她快步走进屋内的梳妆室,在桌旁坐下,给丈夫写道—— “事情发生之后,我不能再留在您的家里了。我要走了,带着我的儿子。我不知道法律,所以我不知道儿子应该跟父母中的哪一方;但我带他走,因为我没有他不能活。请宽宏大量,把他留给我吧。”写到这里,她写得又快又自然,但对他宽宏大量的呼吁——这是她在他身上不承认的一种品质——以及必须用某种感人的话结束这封信的必要性,使她停住了。“关于我的过错和我的悔恨,我不能说,因为……”
她又停下来,找不到思绪之间的联系。“不,”她对自己说,“什么也不需要写,”于是撕掉信,重新写了一遍,删去了关于宽宏大量的暗示,封好了信。
得再给弗龙斯基写一封信。“我已告诉丈夫了,”她写道,但坐了很久再也写不下去。这太粗俗,太不像女人的话了。“我还需要给他写什么呢?”她自言自语。一阵羞耻的红晕又泛上她的脸。她想起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愤怒促使她把写有这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必要,”她自言自语,合上吸墨纸簿,走上楼去,告诉家庭教师和仆人们她今天要去莫斯科,然后立刻动手收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