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恋情撞上卡列宁的婚姻与社会,列文在乡间追问活着的意义。1919 年加内特英译插图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二十一章
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与贝特西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谈话后明白大家所期望于他的只是让妻子安静,不要用自己的出现去打扰她,而妻子本人也希望如此的那一刻起,他感到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他自己无法作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自己现在想要什么,于是把自己交到那些乐于关心他事务的人手里,对一切事情都无条件地表示同意。只有当安娜离开他的家,英国女教师来问他是否要和他一起用餐还是分开用餐时,他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为之震惊。在这种处境中最困难的是,他无论如何也无法把自己过去的一切和现在的情况联系起来、调和起来。使他苦恼的并不是他和妻子幸福生活的那段过去。从那个过去过渡到得知妻子不贞,他已经痛苦地经历过了;那种状态虽然痛苦,但他还能理解。如果当时妻子向他坦白不贞之后就离开了他,他会感到受伤、不幸,但不会处于现在这种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绝望境地。他现在无法把自己最近的过去——他的温存、他对病妻和别人的孩子的爱——与现在的情况调和起来,也就是说,现在他孑然一身、蒙受羞辱、成为笑柄、无人需要、人人鄙视,仿佛这一切就是对他那一切的回报。
妻子离开后的头两天,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照常接见求助的人和他的首席秘书,去委员会,照常到餐厅吃午饭。他没有给自己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是在这两天里绷紧了全身每一根神经,仅仅为了保持一种镇定、甚至冷漠的外表。回答关于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房间和物品如何处置的询问时,他极力控制自己,表现得像一个人所发生的事情既非始料未及,也非反常之事,而且他达到了目的;没有人能在他身上看出绝望的迹象。但是在她离开后的第二天,当科尔涅伊递给他一张安娜忘了付钱的时髦绸缎店的账单,并禀报说店里的伙计在等候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伙计带上来。
“恕我冒昧打扰大人。但是如果您吩咐我们去找夫人,可否请您惠赐她的地址?”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沉思着,这在文书看来似乎是这样,然后他忽然转过身,在桌旁坐下。他把头埋在双手里,就这样坐了很久,好几次试图说话又停住了。科尔尼看出主人情绪激动,便请文书改日再来。独自留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意识到,他再也没有力气继续保持那副坚定沉着的样子了。他吩咐把等候着他的马车打发回去,吩咐不许任何人进来,他也没有下楼去吃饭。
他觉得,他无法承受那种普遍的蔑视和恼怒的重压——他在文书和科尔尼的脸上,在这两天里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无一例外的脸上,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神情。他觉得,他无法把人们的憎恨从自己身上引开,因为这种憎恨并非来自他为人恶劣(若是那样,他还可以努力变得好一些),而是来自他可耻而令人厌恶的不幸。他知道,正因为这一点,正因为他的心被悲痛撕碎,他们才会对他毫不留情。他觉得,人们会把他碾碎,就像狗咬死一只痛得哀叫的受伤的狗一样。他知道,他防范世人的唯一手段就是把自己的伤口向他们隐藏起来,于是他本能地这样做了两天,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再也撑不住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了。
使他的绝望更加强烈的,还有一种意识:他在自己的悲痛中完全孤立无援。在整个彼得堡,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倾诉自己的感受,没有一个人会同情他——不是把他当作一位高官、一个社会成员,而仅仅当作一个受苦的人;事实上,他在全世界都没有这样一个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作为孤儿长大的。他们有两兄弟。他们不记得自己的父亲,母亲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十岁时去世了。家产微薄。他们的叔父卡列宁——一位地位很高的政府官员,一度是先皇的宠臣——把他们抚养成人。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以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学业后,在他叔父的帮助下,立即在官场谋得了一个显要的职位,从此他便一心一意地追求政治上的抱负。无论在中学、大学,还是后来的官场中,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未与任何人结成亲密的友谊。他 brother 是他最亲近的人,但他在外交部任职,常年驻外,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婚后不久便去世了。
在他担任某省省长期间,安娜的姑母——一位富有的外省贵妇——把她的侄女介绍给了他(尽管他已届中年,但作为省长还算年轻),并成功地使他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要么表明心迹,要么离开这座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没有犹豫多久。当时赞成和反对这一步骤的理由一样多,而且没有任何压倒性的考量足以推翻他遇事犹豫便按兵不动的惯常准则。但安娜的姑母通过一位共同的熟人暗示说,他已经损害了那位姑娘的名誉,出于名誉他有义务向她求婚。他求了婚,并把自已所能有的全部感情都集中在他的未婚妻和妻子身上。
他对安娜的眷恋使他的心中排除了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一切需要。而如今在他所有的熟人中,他没有一个朋友。他有许多所谓的交情,但没有友谊。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有许多人可以请来吃饭,在他关心的任何公共事务上可以求助于他们的同情,为他愿意帮助的任何人可以指望他们的关照,可以与他们坦率地讨论别人的事情和国家大事。但他与这些人的关系局限于一条明确划定的渠道,有着某种不可偏离的常规。有一个人,是他大学时的同学,后来与他结为朋友,他本可以与之谈论个人的悲伤;但这位朋友在俄国偏远地区的教育部任职。在彼得堡的人当中,与他最亲密、最可能亲近的是他的首席秘书和他的医生。
首席秘书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斯柳金是个直率、聪明、心地善良且尽职尽责的人,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也知道他对自己怀有个人好意。但他们五年的共事似乎在他们之间设置了一道屏障,隔断了更亲密的关系。
签完呈上来的文件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默默地坐了很久,瞥着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几次试图开口,却说不出来。他已经准备好了那句话:“您听说了我的不幸吗?”但最终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说:“那么这件事您给我准备好?”说完便打发他走了。
另一个人是医生,他也对他怀有善意;但他们之间早已存在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两人都为工作所累,总是匆匆忙忙。
在他的女性朋友中,首屈一指的是莉季娅·伊万诺夫娜伯爵夫人,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从未想到过她。所有女人,仅仅作为女人,对他来说都是可怕而令人厌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