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独眼巨人、塞壬歌声,奥德修斯漂泊十年才回到伊塔卡。荷马《奥德赛》1883 年 Butcher 与 Lang 散文译本,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序言。
关于荷马翻译的正确方法,若批评家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纯属相对性的问题,认识到荷马不可能有终极的译本,那么争论本会少些。每个时代的品味与文学习惯都要求诗歌具有不同的品质,因而也要求对荷马有不同的译法。对于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来说,若以古朴的简洁呈现荷马,他恐怕会显得光秃秃的,似乎缺乏巧思。对于伊丽莎白时代,查普曼提供了当时所需之物,以及当时被视为诗歌本质的矫饰风格,即大胆而奢华的奇喻。于是在查普曼的诗行中,特洛伊必须“为倾覆的泪水倾泻她的塔楼”,而当风把奥德修斯抛来抛去时,风的戏弄必须被称为“可怕的网球戏”。
在安妮时代,必须赋予荷马“尊严”与“正确”,蒲柏借助他令人目眩的修辞、他的对偶、他的网状结构、他对一切常规与流行技巧的娴熟掌控,赋予了荷马这些品质。没有查普曼的奇喻,荷马的诗篇在伊丽莎白时代人看来几乎不成其为诗;没有蒲柏的流畅与蒲柏的警句,《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安妮时代会显得平淡、粗野、刺耳。这些伟大的译本必须永远作为英语诗歌而流传。作为荷马的转写,它们就像从已失传的视角绘制的图画。Chaque siècle depuis le xvii a eu de ce côté son belvédier différent(自十七世纪以来,每个世纪在这方面都有其不同的观景台)。再者,当欧洲觉醒,意识到她的民间之歌——赫尔德、司各特、伦罗特等人所收集的一切歌谣——的价值,这种意识几乎夸张,且确实缺乏批判性时,人们普遍说荷马是一位歌谣吟游诗人,译者必须模仿歌谣的质朴,甚至采用歌谣的套语。于是有了马金恩的译本、格莱斯顿先生的尝试以及其他人的实验。那些要求以歌谣韵律翻译荷马的批评家们的错误,是有一定借口的。史诗诗人,众神与英雄的诗人,确实继承了早期民歌的一些套语。荷马,如同《罗兰之歌》的作者,如同《卡勒瓦拉》的歌者,不断使用反复出现的修饰语,并逐字重复某些强调性段落、传信辞等等。那种习惯在歌谣中是本质性的,在史诗中则是偶然的,而非本质的。史诗是一门造诣精湛、至高无上的艺术之诗,但它仍带有一些胎记,一些早期民间吟唱的标志——它正是从那里萌生,如同花园玫瑰从野生砧木中萌生。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对歌谣式质朴和“歌谣俚语”的要求便不复存在,于是所有歌谣风格的荷马译本便不再代表我们心目中的荷马。在对歌谣方式的信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对荷马中浪漫血脉的承认,其结果便是沃斯利先生令人钦佩的《奥德赛》。这部精湛的译本在浪漫风格下为《奥德赛》做到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诗行的流畅跌宕,对原文的惊人贴近,再现了荷马在音乐与意义上凡能以英语韵文传达的一切。然而,荷马诗篇似乎还有一个方面,以及与荷马相关的一种要求,尚待承认和满足。
圣伯夫说——大概是指勒孔特·德·李勒先生的史诗散文译本——有些人把史诗过于当作萨迦来处理。诚然,荷马史诗是萨迦,但它们是希腊神圣英雄时代的萨迦,因此是以一种并非北方诗人艺术的art来讲述的。这些史诗是关于人物冒险的故事,这些人在大多数方面与我们民族居住在冰岛、挪威、丹麦和瑞典的人相似。就风俗与制度而言,史诗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文献。任何以这种方式看待它们的人,必定希望完全按照它们传到我们手中的样子来阅读,不带现代装饰,不增不减。他必定与马修·阿诺德先生一样认识到,他现在所要的,即关于诗篇内容的简单真相,只能以散文给出,“因为在韵文译本中,任何原作都不再可辨认”。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尝试再次以简朴的散文讲述奥德修斯的故事。我们试图转达的,不是关于诗篇的全部真相,而是历史真相,译成英语。在这一过程中,荷马至少必须失去一半的魅力,他明亮而匀称的速度,那叙事的音乐洪流——它像埃及的河流,从无法探知的源头流出,映照着未被遗忘的众神与君王的庙宇和宫殿。没有这种韵文的音乐,关于荷马只能讲出一半真相,但这一半真相恰恰是此刻似乎最需要讲述的。这正是使用韵文的译者难以轻易讲出的那一半真相。他们必定在给荷马增添东西,与蒲柏一起谈论“在草地上追踪那迷宫般的野兔”,或与沃斯利先生一起谈论那些岛屿是“蓝色爱琴海的星辰”,或与霍特里博士一起谈论“大地柔软的手臂”,而荷马对“迷宫般的野兔”、“蓝色爱琴海的星辰”或大地的“柔软手臂”根本只字未提。当然,在这些译本的各自位置上指责它们,确实是不恰当的。它们提供了浪漫的诗歌读者或安妮时代的研究者在韵文中所寻求的东西;而没有这类附加装饰,韵文的荷马译本便难以组织成篇。
因此,看来不可能有荷马的终极英文译本。每一译本中,除了希腊的、永恒的成分之外,必定还有现代的、个人的、短暂的成分。因此我们相信,或许还有余地容纳“一个散文译本的苍白而遥远的影子”,其目标是有限而谦卑的。散文译本无法给出成功韵文译本的动感与激情;它只收集,可以说,从更丰盛的餐桌上掉落的碎屑,只讲述故事,而没有歌。然而,散文译本或许可以允许那种对史诗古语的贴近遵循,而这种遵循在韵文中只会变成纯粹的古怪。荷马的双重修饰语、反复出现的修饰语,若译成韵文,会拖延并困惑读者,而希腊文并不拖延也不困惑他。在散文中,他或许能忍受它们,甚至愿意研究它们,把它们看作某一品味阶段的遗存——这种品味在萨迦中正处于其鼎盛期。
荷马这些双重的和反复出现的修饰语,是古怪的北方迂回表达的一种较柔和形式,那种表达把海称为“天鹅的浴场”,把金子称为“巨龙的宝藏”,把人称为“赠环者”,等等。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必要为我们选择一种略显古旧的散文体辩护。荷马没有任何思想不能用“古老而朴素”的词语来表达,而我们力求限制自己使用古老而朴素的词语,并且通常使用那些因《圣经》译者使用而仍不陌生的词语。也许有人会反对说,使用并非自然流露于唇齿的语言,在《奥德赛》的译本中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做作。对此我们可以回答:希腊史诗方言,如同我们《圣经》的英语,是一种缓慢成长、性质复合的东西,它从来不是一种口语,除了某些诗歌目的之外,也从未是一种书面语。因此,圣经英语似乎与史诗希腊语最为近似,胜过我门语言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
本书中为数不多的脚注,主要是为了澄清某些存在异文选择的段落。书后的注释——我们本希望以论文形式、并配合更完整的语文学与考古学研究来撰写——主要是为了阐明荷马笔下人物的生活。有朝一日,我们希望详尽撰写关于荷马句法和荷马词形,以及关于诗人时代英雄社会的论著。
卷首插图中独眼巨人的头部,摹自大英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奥德修斯与公羊的形象则取自同一收藏中的一件花瓶,该作品很可能是公元前五世纪的。原作中公羊为黑色,衬于黑色底上,奥德修斯的形象则为红色。后者并未戴那顶常在后世艺术中用以标识他的水手帽,且其头顶上方的字母已无法辨认。大英博物馆的A. S. Murray先生好意提请我们注意这些《奥德赛》插图,我们本乐意再增添许多这样的插图。
我们得到了许多朋友的大力帮助,尤其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R. W. Raper先生和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Gerald Balfour先生,他们在本书付印期间提供了许多建议。
在解释B. i. 411、ii. 191、v. 90和471时,我们背离了通行观点,而遵从Raper先生,不过他未能读完第十二卷以后的校样。
我们采用了La Roche的文本(《Homeri Odyssea》,J. La Roche,Leipzig,1867),仅在少数情况下于脚注中说明我们的读法。
各卷前所附的提要,稍作改动后取自Hobbes的《奥德赛》译本。
希望第二版所增补的导论能够说明荷马所凭借的那些民族传说的发展,并阐明《奥德赛》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