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到主要内容
了不起的盖茨比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本书简介

盖茨比的长岛夜宴,和海湾对岸那盏绿灯。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年全本九章,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九章

时隔两年,我记忆中的那天剩余时光、那个夜晚以及第二天,都只是一场无尽的折腾——警察、摄影师和报社记者在盖茨比家前门进进出出。大门前拉起了一根绳子,一个警察守在旁边,挡住好奇的人,但小男孩们很快就发现可以从我的院子溜进去,于是游泳池边总聚着几个张大嘴巴的孩子。那天下午,有个人——也许是个侦探——以一种断然的姿态俯身查看威尔逊的尸体时,用了“疯子”这个词,他那偶然获得的权威口吻定下了第二天早晨报纸报道的基调。

那些报道大多是场噩梦——怪诞、详尽、急切且失实。当米凯利斯在验尸时的证词揭示出威尔逊对妻子的怀疑时,我以为整个故事很快就会被端上桌,成为一篇下流的讽刺小品——但凯瑟琳本可以随便说什么,却一个字也没说。她在这件事上还表现出惊人的骨气——那双坚定的眼睛在那修整过的眉毛下盯着验尸官,发誓说她姐姐从未见过盖茨比,她姐姐和丈夫过得非常幸福,她姐姐没有卷入任何不轨之事。她说服了自己,哭着手帕,仿佛光是这个暗示就让她难以忍受。于是威尔逊被归结为一个“因悲伤而精神错乱”的人,好让案子保持最简单的形式。事情就这样了结了。

但这一切在我看来都遥远而不重要。我发现自己站在盖茨比这边,而且孤身一人。从我打电话把这场灾难的消息传到西卵村的那一刻起,每一个关于他的猜测、每一个实际问题,都被推到了我身上。起初我既惊讶又困惑;后来,当他躺在房子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不动、不呼吸、不说话,我越来越觉得责任在我,因为没有别人关心——我是说,以那种强烈的个人关切去关心,而每个人在最后都多少有权利得到这种关心。

在我们发现他半小时后,我打电话给黛西,本能地、毫不犹豫地打给她。但她和汤姆那天下午早早地就走了,还带上了行李。

“没留地址吗?”

“没有。”

“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没有。”

“知道他们在哪儿吗?我怎么联系他们?”

“我不知道。说不上来。”

我想为他找个人来。我想走进他躺着的房间,安慰他:“我会为你找个人来的,盖茨比。别担心。相信我,我会为你找个人来的——”

迈耶·沃尔夫山姆的名字不在电话簿里。管家给了我他在百老汇的办公地址,我打电话给查号台,但等我拿到号码时已经过了五点很久,电话没人接。

“你还会再打电话来吗?”

“我已经给他们打了三次了。”

——

“这非常重要。”

“抱歉。恐怕那边没有人。”

我回到客厅,有那么一瞬间以为他们是偶然来访的客人——所有这些突然挤满客厅的公务人员。但是,当他们掀开床单,用无动于衷的目光看着盖茨比时,他的抗议继续在我脑中回响:

“喂,老兄,你得替我找个人来。你得努力试试。我不能一个人撑过这件事。”

有人开始问我问题,但我挣脱开,上楼匆匆翻看了他书桌未上锁的部分——他从未明确告诉过我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但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丹·科迪的照片,一个被遗忘的暴力的信物,从墙上俯视着。

第二天早晨我派管家去纽约,给沃尔夫山姆送了一封信,信中要求他提供信息,并敦促他乘下一班火车赶来。写的时候这个请求似乎多余。我确信他看到报纸就会动身,就像我确信中午之前黛西会来一封电报一样——但电报和沃尔夫山姆先生都没有来;除了更多的警察、摄影师和报社记者,谁也没有来。当管家带回了沃尔夫山姆的回复时,我开始有了一种反抗的情绪,一种盖茨比和我联合起来蔑视他们所有人的轻蔑的团结感。

亲爱的卡拉韦先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打击之一,我几乎无法相信这是真的。那个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应该让我们所有人深思。我现在不能来,因为我被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务缠住了,现在不能卷入这件事。如果稍后有什么我能做的,请通过埃德加写信告诉我。听到这样的事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完全被打垮了。您真诚的迈耶·沃尔夫山姆,然后在下面仓促补充:让我知道葬礼等事宜,我完全不认识他的家人。

那天下午电话铃响,长途台说芝加哥来电时,我以为终于是黛西了。但接通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细,很远。

“我是斯莱格尔……”

“什么事?”这个名字很陌生。

“真够呛,是吧?收到我的电报了吗?”

“没有任何电报。”

“小帕克出事了,”他急促地说。“他把债券递过柜台时他们把他抓了。他们从纽约收到一份通函,就在五分钟前给了他们号码。你说这事儿巧不巧,嘿?在这种乡下小地方你永远说不准——”

“喂!”我气喘吁吁地打断他。“听着——我不是盖茨比先生。盖茨比先生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接着是一声惊呼……然后是一声急促的尖叫,线路断了。

我想是在第三天,一封署名亨利·C·盖兹的电报从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发来。电报只说发报人立即动身,请推迟葬礼等他到来。那是盖茨比的父亲,一个严肃的老人,非常无助和沮丧,在温暖的九月天里裹着一件廉价的长外套。他的眼睛因激动不停地流泪,当我从他手中接过包和伞时,他开始不停地拉扯自己稀疏的灰胡子,我费了好大劲才给他脱下外套。他快要崩溃了,所以我把他带进音乐室,让他坐下,同时派人去弄些吃的。但他不肯吃,那杯牛奶从他颤抖的手中洒了出来。

“我在芝加哥报纸上看到的,”他说。“芝加哥报纸上全登了。我马上就动身了。”“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你。”

他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不停地在房间里转来转去。

“那是个疯子,”他说。“他一定是疯了。”

“您要不要来点咖啡?”我劝他。“我什么都不要。我现在没事了,卡拉韦先生。”

“嗯,我现在没事了。他们把吉米放在哪儿了?”

我把他带进客厅,他儿子躺在那里,我让他留在那儿。几个小男孩走上台阶,往门厅里张望;当我告诉他们是谁来了时,他们不情愿地走了。

过了一会儿,盖兹先生打开门走出来,嘴巴微张,脸上微微泛红,眼睛不时流出孤立而零星的泪水。他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年纪,死亡不再具有可怕的意外性,当他此刻第一次环顾四周,看到门厅的高大壮丽以及从那里通向其他房间的宽敞房间时,他的悲伤开始混杂着一种敬畏的骄傲。我扶他上楼到一间卧室;当他脱下外套和马甲时,我告诉他所有安排都推迟到他来。

“我不知道您想要怎么办,盖茨比先生——”“我姓盖兹。”

“——盖兹先生。我想您也许想把遗体运回西部。”

他摇了摇头。

“吉米一直更喜欢东部。他是在东部发迹的。你是我儿子的朋友吗,先生——?”

“我们是好朋友。”

“你知道,他前途远大。他年纪轻轻,但这里很有头脑。”

他意味深长地摸了摸自己的头,我点了点头。

“如果他能活下来,他会成为一个伟人。像詹姆斯·J·希尔那样的人。他会帮助建设这个国家。”

“确实如此,”我不自在地说。

他摸索着绣花床罩,想把它从床上拿开,然后僵硬地躺下——立刻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一个显然受惊的人打来电话,在报出自己名字之前先追问我是谁。

“我是卡拉韦先生,”我说。

“哦!”他听起来松了一口气。“我是克利普斯普林格。”

我也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似乎意味着盖茨比墓前又多了一个朋友。我不想让这事见报,引来围观的人群,所以我自己一直在给几个人打电话。他们很难找到。

-

“葬礼明天举行,”我说。“三点钟,就在这所房子里。我希望你告诉任何可能感兴趣的人。”

“哦,我会的,”他急忙脱口而出。“当然我不太可能见到什么人,但如果见到了。”

他的语气让我起了疑心。

“当然你自己会来的。”

“嗯,我一定尽量。我打电话来是想说——”

“等一下,”我打断他。“你就说你来吧,怎么样?”

“嗯,事实是——事情的真相是,我在这儿格林尼治跟一些人待在一起,他们还挺指望我明天跟他们在一起的。其实,是有个什么野餐之类的活动。当然,我会尽力脱身的。”

我脱口而出了一声不受约束的“哼!”他肯定听见了,因为他紧张地接着说:“我打电话来是为了一双我落在那儿的鞋。我想知道,让管家把它们送过去会不会太麻烦。你知道,那是双网球鞋,没有它们我有点束手无策。我的地址是转交B. F.

我没听完名字的后半截,因为我把听筒挂上了。

那之后,我为盖茨比感到某种羞耻——我打电话找的一位先生暗示说,他得到了他应得的下场。然而,那是我的错,因为他是那些过去仗着盖茨比的酒壮胆、最刻薄地讥讽盖茨比的人之一,我本该知道不该打给他。

葬礼那天上午,我去纽约找迈耶·沃尔夫斯海姆;我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联系上他。我按一个电梯男孩的建议推开的那扇门上标着“卐字控股公司”,起初里面似乎一个人也没有。但当我徒劳地喊了几声“喂”之后,隔板后面爆发出一场争论,不久一个可爱的犹太女人出现在一扇内门上,用乌黑敌意的眼睛打量着我。

“没人在,”她说,“沃尔夫斯海姆先生去芝加哥了。”

这话的前半部分显然不真实,因为里面有人已经开始走调地吹起口哨,吹的是《玫瑰经》。

“请说卡拉韦先生想见他。”

“我没法把他从芝加哥叫回来,对吧?”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毫无疑问是沃尔夫斯海姆的声音——从门另一边喊道:“斯特拉!”

“把你的名字留在桌上,”她迅速地说,“他回来时我交给他。”

“可我知道他在里面。”

她朝我迈了一步,开始义愤填膺地用手在髋部上下摩挲。

“你们这些年轻人以为随时都能硬闯进来,”她斥责道,“我们可受够了。我说他在芝加哥,他就在芝加哥。”

我提了盖茨比。

“哦——!”她又打量了我一遍。“你能不能——你叫什么名字?”

她消失了。片刻之后,迈耶·沃尔夫斯海姆庄重地站在门口,伸出双手。他把我拉进他的办公室,用虔敬的声音说这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悲伤的时刻,并递给我一支雪茄。

“我的记忆回到了我初次遇见他的时候,”他说,“一个刚从部队出来的年轻少校,身上挂满了他在这场战争中获得的勋章。他手头非常拮据,不得不一直穿着军装,因为他买不起普通的衣服。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他走进第四十三街温布伦纳台球房找工作的时候。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来,跟我一起吃点儿午饭吧,’我说。他半小时内吃掉了四块多钱的食物。”

“是你引他入行的吗?”我问道。

“引他入行!是我造就了他。”

“哦。”

“我把他从一无所有中提拔起来,从阴沟里直接拉出来。我一眼就看出他是个仪表堂堂、有绅士风度的年轻人,当他告诉我他是‘牛劲’毕业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能好好用他。我让他加入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他在那里一向地位很高。他马上就去奥尔巴尼为我的一个客户做了些事。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都那么亲密”——他竖起两根球状的手指——“总是在一起。”

我不知道这种合伙关系是否包括了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赛舞弊交易。

“现在他死了,”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所以我知道你会愿意今天下午来参加他的葬礼。”

“我倒想来。”

“那就来吧。”

他鼻孔里的毛微微颤动,当他摇头的时候,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我不能去——我不能卷进这种事情里,”他说。

“没有什么可卷进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一个人被杀了,我从来不愿意以任何方式卷进去。我置身事外。我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如果一个朋友死了,不管怎么死的,我都陪他们到最后。你可能觉得那是多愁善感,但我是认真的——到苦尽头。”

我看出由于他自己的某种原因,他决心不来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来。

“你是大学生吗?”他突然问道。

有一会儿我以为他要提出一笔“交情”,但他只是点了点头,握了握我的手。

“让我们学会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向他表示友谊,而不是在他死后,”他建议道,“在那之后,我自己的原则就是让一切都随它去。”

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冒着小雨回到了西卵。换了衣服后,我走到隔壁,发现盖兹先生正在门厅里激动地走来走去。他对他儿子以及儿子财产的自豪感不断增长,现在他有些东西要给我看。

“吉米给我寄来了这张照片。”他用颤抖的手指掏出钱包。“看那儿。”

那是一张房子的照片,角上已经裂了,被许多只手摸得脏兮兮的。他急切地向我指出每一个细节。“看那儿!”然后从我的眼睛里寻求赞赏。他给我看过那么多次,我想现在这照片对他来说比房子本身还要真实。

“吉米寄给我的。我觉得这是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它照得很好。”

“很好。你最近见过他吗?”

“两年前他出来看我,给我买了我现在住的房子。当然,他从家里跑掉的时候我们很伤心,但我现在明白那是有原因的。他知道他前面有一个远大的前程。而且自从他成功以后,他对我非常慷慨。”

他似乎不愿意把照片收起来,又拿了一分钟,依依不舍地在我眼前举着。然后他把钱包放回去,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破旧的书,叫《霍帕朗·卡西迪》。

“看这儿,这是他小时候的一本书。这就能说明问题了。”

他翻到封底,转过来让我看。最后一页衬纸上印着“时间表”三个字,日期是一九〇六年九月十二日。下面写着:

起床 6:00 上午 哑铃锻炼和爬墙 6:15-6:30 学习电学等 7:15-8:15 工作 8:30-4:30 下午 棒球和运动 4:30-5:00 练习演说、仪态和如何达到 5:00-6:00 学习需要的发明 7:0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