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简介
盖茨比的长岛夜宴,和海湾对岸那盏绿灯。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年全本九章,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第四章
星期天早晨,沿岸村庄的教堂钟声响起,上流社会及其夫人们又回到盖茨比的宅邸,在他草坪上欢闹闪烁。
“他是个私酒贩子,”年轻女士们说着,在他的鸡尾酒和花丛之间游走。“有一次他杀了一个人,那人发现他是冯·兴登堡的侄子,还是魔鬼的远房表亲。递我一朵玫瑰,亲爱的,再往那个水晶杯里给我倒最后一滴。”
有一次我在一张空白时刻表的空隙处,写下了那年夏天来盖茨比家那些人的名字。那现在是一张旧时刻表了,折缝处正在碎裂,抬头印着“本表自1922年7月5日起生效”。但我仍然能读出那些灰色的名字,它们比我的泛泛之谈更能让你对那些接受盖茨比款待、并以对他一无所知作为微妙致敬的人留下印象。
从东卵来的,有切斯特·贝克夫妇和李奇夫妇,还有一个叫本森的人,我在耶鲁就认识,以及韦伯斯特·西维特医生,他去年夏天在缅因州溺水身亡。还有霍恩比姆夫妇和威利·伏尔泰夫妇,以及一个叫布莱克巴克的全家族,他们总是聚在一个角落里,对任何走近的人像山羊一样翘起鼻子。还有伊斯梅夫妇和克里斯蒂夫妇(更确切地说是休伯特·奥尔巴赫和克里斯蒂先生的太太),以及埃德加·比弗,据说他的头发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无缘无故地变成了棉白色。
克拉伦斯·恩迪夫我记得是东卵来的。他只来过一次,穿着白色灯笼裤,在花园里和一个叫埃蒂的流浪汉打了一架。从岛上更远处来的,有奇德尔夫妇和O. R. P.施雷德夫妇,还有佐治亚州的石墙杰克逊·艾布拉姆斯,以及鱼卫夫妇和里普利·斯内尔夫妇。斯内尔在那里待了三天就进了监狱,他在碎石车道上醉得厉害,乌利西斯·斯韦特太太的汽车碾过了他的右手。丹西夫妇也来了,还有年过六十的S. B. 白饵,以及莫里斯·A. 弗林克,还有锤头夫妇,以及烟草进口商白鲸和他的姑娘们。
从西卵来的,有波兰夫妇和穆雷迪夫妇,塞西尔·罗巴克和塞西尔·舍恩,州参议员古利克,以及掌控“卓越影片公司”的牛顿·奥奇德,还有埃克霍斯特、克莱德·科恩、唐·S. 施瓦茨(小施瓦茨)和亚瑟·麦卡蒂,他们都以某种方式与电影业有关联。还有卡特利普夫妇和本伯格夫妇,以及G. 厄尔·马尔登——就是后来掐死妻子的那个马尔登的兄弟。推销商达方塔诺也来了,还有埃德·勒格罗斯和詹姆斯·B.(“劣质酒”)费雷特,以及德容夫妇和欧内斯特·莉莉——他们是来赌博的,当费雷特溜进花园时,就意味着他输光了,联合电车公司第二天就得波动着盈利了。
有一个名叫克利普斯普林格的人经常在那里,待的时间又那么长,以至于大家都叫他“寄宿者”——我怀疑他根本没有别的家。戏剧界的人有格斯·韦兹、霍勒斯·奥多诺万、莱斯特·迈尔、乔治·达克韦德和弗朗西斯·布尔。此外从纽约来的还有 Chromes 夫妇、Backhyssons 夫妇、Dennickers 夫妇、拉塞尔·贝蒂、Corrigans 一家、Kellehers 一家、Dewars 一家、Scullys 一家、S. W. 贝尔彻、Smirkes 一家、年轻的 Quinns 夫妇(现已离婚),以及亨利·L·帕尔梅托——他在时报广场跳进一列地铁列车前自杀身亡。
本尼·麦克莱纳汉每次来总是带着四个姑娘。她们并非每次都是同样的人,但彼此长得如此相像,以至于总让人觉得她们以前来过。我忘了她们的名字——我想是杰奎琳,要么就是康苏埃拉,或者格洛丽亚,或者朱迪,或者琼;她们的姓要么是花和月份那种悦耳的名字,要么就是那些伟大的美国资本家更严厉的姓氏——若被追问,她们会承认自己是那些资本家的表亲。
除了所有这些,我还能记得福斯蒂娜·奥布莱恩至少来过一次,还有贝德克尔家的姑娘们,以及年轻的布鲁尔——他的鼻子在战争中被打掉了;还有阿尔布鲁克斯伯格先生和他的未婚妻哈格小姐,以及阿迪塔·菲茨-彼得斯和P·朱厄特先生——他曾是美国军团团长,还有克劳迪娅·希普小姐——陪她来的一个男人据说是她的司机,还有某国的王子——我们叫他公爵,他的名字,如果我曾知道的话,也已经忘了。
所有这些人在那个夏天都来过盖茨比的房子。
七月末的一天早上九点,盖茨比那辆华丽的汽车沿着崎岖的车道颠簸着开到我门口,从它那三音喇叭里发出一阵旋律。
这是他第一次来拜访我,虽然我已经去过他的两次宴会,坐过他的水上飞机,并且在他的殷切邀请下经常使用他的海滩。
“早上好,老兄。你今天和我一起吃午饭,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坐车上去。”
他站在汽车的踏板上保持着平衡,带着那种如此独特的美国式的灵活动作——我想,这来自年轻时没有做过提举重物的活儿或刻板的久坐,更来自我们那些紧张而零星的游戏所具有的无形优雅。这种特质不断以坐立不安的形式突破他那拘谨的举止。他从来不能完全静止;总有一只脚在某处轻叩,或者一只手不耐烦地张开又合上。
他看见我赞赏地看着他的车。
“很漂亮,是不是,老兄!”他跳下车让我看得更清楚。“你以前没见过吗?”
我见过。大家都见过。它是浓郁的奶油色,镍饰闪亮,在它那庞大的长度上到处鼓起着胜利牌帽盒、夜宵盒和工具箱,还有层层叠叠、迷宫般的挡风玻璃,映出十几个太阳。我们坐进许多层玻璃后面,像坐在一个绿色皮革温室里,然后出发进城。
在过去一个月里,我大概和他谈过五六次,令我失望的是,我发现他没什么可说的。所以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有着某种莫名重要性的人——渐渐淡去,他变成了仅仅是隔壁那栋 elaborate 路边别墅的主人。
然后就是那次令人不安的乘车。我们还没到西卵村,盖茨比就开始把他那些优雅的句子说到一半就丢下,并且犹豫不决地拍打自己焦糖色西装膝盖。
“我说,老兄,”他出人意料地脱口而出,“你到底怎么看我的?”
我有点不知所措,便开始用那种泛泛的回避来应付这个问题——这问题只配得到这样的回答。
“嗯,我要告诉你一些关于我生活的事,”他打断我。“我不希望你听信那些传闻而对我产生错误的看法。”
原来他知道那些在他厅堂里流传、助长谈话的离奇指控。
“我要告诉你上帝的真话。”他的右手突然命令神圣的惩罚随时待命。“我是中西部一些富人的儿子——现在都死了。我在美国长大,但在牛津受教育,因为我的祖先很多年来都在那里受教育。这是家族传统。”
他斜眼看了看我——我知道为什么乔丹·贝克认为他在撒谎。他匆匆带过“在牛津受教育”这句话,或者把它吞了下去,或者被它噎住了,仿佛这话以前就让他不自在。有了这个疑点,他的整个陈述就土崩瓦解了,我不禁想,他毕竟是不是有点阴森。
“中西部哪个地方?”我随口问道。
“旧金山。”
“我明白了。”
“我的家人都死了,我继承了一大笔钱。”
他的声音庄重,仿佛那个家族突然灭绝的记忆仍然萦绕着他。有一刻我怀疑他在逗我,但看了他一眼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那以后,我像一位年轻的土邦主一样生活在欧洲所有首都——巴黎、威尼斯、罗马——收集珠宝,主要是红宝石,猎取大猎物,画一点画,只为自己做些事情,并试图忘记很久以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非常悲伤的事。”
我努力忍住难以置信的笑。那些词句本身已经陈腐不堪,除了让人想到一个戴头巾的“角色”在布洛涅森林里追老虎、每个毛孔都漏出锯末之外,唤不起任何形象。
“然后战争来了,老兄。那是一次巨大的解脱,我非常努力地想死,但我似乎有着魔法护身。战争开始时我接受了少尉的委任。在阿戈讷森林,我把两个机枪分队推进得太靠前,以至于我们两侧各有半英里的缺口,步兵无法推进。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天两夜,一百三十人,十六挺刘易斯机枪,当步兵终于上来时,他们在成堆的尸体中发现了三个德国师的徽章。我被提升为少校,每个协约国政府都授予我一枚勋章——甚至黑山,亚得里亚海边小小的黑山!”
小小的黑山!他把这几个字举起来,向它们点头——带着他的微笑。那微笑理解黑山动荡的历史,同情黑山人民勇敢的斗争。它充分领会了那一连串民族境遇——正是这些境遇从黑山温暖的小心中引出了这份敬意。我的怀疑现在淹没在着迷之中;这就像匆匆翻阅十几本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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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手伸进口袋,一块挂在绶带上的金属落进我的手掌。
“这是黑山给我的那枚。”
令我惊讶的是,这东西看上去是真的。“Orderi di Danilo,”环形的铭文写着,“Monte-negro, Nicolas Rex。”
“翻过来。”
“杰伊·盖茨比少校,”我读道,“因非凡英勇。”
“还有一件我总带着的东西。牛津时代的纪念品。这是在三一学院方庭拍的——我左边的那个人现在是唐卡斯特伯爵。”
那是一张照片,上面有六个穿运动夹克的年轻人懒散地待在一个拱门下,透过拱门可以看见许多尖塔。盖茨比在里面,看起来稍微——不,没年轻多少——手里拿着一根板球拍。
那么这一切都是真的了。我看见老虎的皮在大运河畔他的宫殿里闪耀;我看见他打开一箱红宝石,用它们深红发光的深处来缓解他那破碎心灵的啃噬。
“我今天要向你提出一个大请求,”他说着,满意地把纪念品收进口袋,“所以我想你应该对我有所了解。我不希望你认为我只是个无名小卒。你看,我通常发现自己身处陌生人之中,因为我四处漂泊,试图忘记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件悲伤的事。”他犹豫了一下。“你今天下午会听说的。”
“吃午饭的时候?”
“不,今天下午。我碰巧得知你要带贝克小姐去喝茶。”
“你的意思是说你爱上了贝克小姐?”
“不,老兄,我没有。但贝克小姐好心同意和你谈谈这件事。”
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但我更多是恼火而非好奇。我请乔丹来喝茶,并不是为了讨论杰伊·盖茨比先生。我确信这个请求会是某种荒诞至极的事,一时间我后悔自己踏上了他那草坪上人头攒动的宅邸。
他不肯再多说一个字。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城市,他身上那种一本正经的派头愈发明显。我们经过罗斯福港,瞥见几艘系着红色腰带的远洋轮船,又沿着一条铺着鹅卵石的贫民窟街道疾驰而过,街道两旁是那些褪了金的十九世纪风格、昏暗却并不冷清的酒馆。接着,灰烬之谷在我们两侧展开,我们驶过时,我瞥见威尔逊太太正喘着粗气、拼命地在车库油泵旁使劲。
挡泥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们把光洒遍了半个阿斯托利亚——只是半个,因为当我们在高架铁道的柱子间穿行时,我听到了摩托车那熟悉的“嘎—嘎—啪!”声,一名疯狂的警察骑到了我们旁边。
“好了,老伙计,”盖茨比喊道。我们放慢了速度。他从钱包里取出一张白色卡片,在那人眼前挥了挥。
“您请便,”警察同意道,抬了抬帽子。“下次认得您了,盖茨比先生。失陪!”
“那是什么?”我问道。“牛津的照片?”
“我曾经帮过专员一个忙,他每年都给我寄一张圣诞贺卡。”
过了那座大桥,阳光穿过钢梁,在往来的车辆上投下不断闪烁的光影,城市在河对岸耸立起来,白色的堆叠和糖块般的轮廓,全都是用愿望、用无味的金钱筑成的。从皇后区大桥上望去的城市,永远像是第一次见到的城市,带着它对世间一切神秘与美好的最初狂野许诺。
一辆堆满鲜花的灵车从我们身旁驶过,里面载着一个死人,后面跟着两辆拉着帘子的马车,还有更多坐着亲友的、气氛较为欢快的马车。那些亲友用东南欧人特有的悲剧式的眼睛和短小的上唇望着我们,我很高兴盖茨比那辆豪华轿车的身影被纳入了他们阴郁的假日之中。我们穿过布莱克威尔岛时,一辆由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从我们旁边驶过,里面坐着三个时髦的黑人,两个男人和一个姑娘。当他们的眼白带着傲慢的敌意朝我们转过来时,我大声笑了出来。
“既然我们已经滑过这座桥,现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想,“什么事都可能……”
连盖茨比这样的人都能出现,也算不上什么特别的奇迹。
喧闹的正午。在第四十二街一家通风良好的地下餐厅里,我和盖茨比共进午餐。我眨着眼驱散外面街道的刺眼光亮,在半明半暗的前厅里隐约辨认出他,正和另一个男人说话。
“卡拉威先生,这是我的朋友沃尔夫山姆先生。”
一个矮小、塌鼻子的犹太人抬起他的大脑袋打量我,两丛茂盛的毛发在他两个鼻孔里肆意生长。过了一会儿,我才在半明半暗中发现他那双小小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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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就看了他一眼,”沃尔夫山姆先生诚恳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猜我做了什么?”
“什么?”我礼貌地问。
但显然他并不是在对我说话,因为他松开我的手,用他那富有表现力的鼻子对准了盖茨比。
“我把钱交给凯茨保,我说:‘行了,凯茨保,在他闭嘴之前,一个子儿也别给他。’他当场就闭了嘴。”
盖茨比挽起我们俩各一只胳膊,向前走进餐厅,于是沃尔夫山姆先生把刚要开口的一句新话咽了回去,陷入了梦游般的恍惚。
“高球酒?”领班服务员问。
“这儿是家不错的餐厅,”沃尔夫山姆先生看着天花板上那些长老会派风格的仙女说,“但我更喜欢街对面那家!”
“好的,高球酒,”盖茨比同意道,然后对沃尔夫山姆先生说:“那边太热了。”
“又热又小——没错,”沃尔夫山姆先生说,“但满是回忆。”
“那是什么地方?”我问。
“老大都会。” “老大都会,”沃尔夫山姆先生阴郁地沉思道,“满是不在人世的面孔。满是永远离去的朋友。只要我活着,就忘不了他们在那儿枪杀罗西·罗森塔尔的那个晚上。我们六个人坐在桌旁,罗西整晚又吃又喝了不少。快到早晨的时候,服务员走过来,表情古怪地说外面有人要跟他说话。‘行啊,’罗西说,开始站起来,我把他拽回椅子上。‘让那些混蛋进来找你吧,罗西,可你,老天帮我作证,别走出这个房间。’
“那时是凌晨四点,要是我们拉起百叶窗,就能看见天光了。”
“他出去了吗?”我天真地问。
“他当然出去了。”沃尔夫山姆先生的鼻子气愤地冲我一闪。“他在门口转过身说:‘别让那个服务员把我的咖啡收走!’然后他走到人行道上,他们朝他鼓鼓的肚子上开了三枪,开车跑了。”
“他们有四个人被电刑处死了,”我回忆着说。
“五个,加上贝克尔。”他的鼻孔饶有兴致地转向我。“我听说你在找一个生意上的门路。”
这两句话并列在一起令人震惊。盖茨比替我回答了:
“哦,不,”他大声说,“不是这个人。”
“不是?”沃尔夫山姆先生似乎很失望。
“这只是个朋友。我跟你说过那件事我们改天再谈。”
“请原谅,”沃尔夫山姆先生说,“我认错人了。”
一份多汁的碎肉土豆泥端了上来,沃尔夫山姆先生忘掉了老大都会那更为感伤的氛围,开始以凶猛的精致吃了起来。与此同时,他的眼睛非常缓慢地扫视着整个房间——他转过身去打量
正后方的人,完成了这个弧线。我想,要不是有我在场,他恐怕会往我们自己的桌子底下匆匆瞥上一眼。“听我说,老兄,”盖茨比倾身对我说,“我怕今天早上在车里让你有点生气了。”
又是那个微笑,但这次我顶住了。
“我不喜欢神秘兮兮的,”我回答,“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坦率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为什么这一切都得通过贝克小姐来转达?”
“哦,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他向我保证。“贝克小姐是个了不起的运动家,你知道的,她绝不会做任何不妥当的事。”
突然他看了看手表,跳起来,匆匆离开了房间,把我和沃尔夫山姆先生留在桌旁。
“他得去打电话,”沃尔夫山姆先生说,目光追随着他。“好小伙,不是吗?长得英俊,十足的绅士。”
“是的。”
“他是奥克斯福德人。”
“哦!”
“他上的是英国的奥克斯福德学院。你知道奥克斯福德学院吗?”
“我听说过。”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院之一。”
“你认识盖茨比很久了吗?”我问。
“好几年了,”他满意地回答。“战后不久我就有幸结识了他。但跟他谈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就知道我发现了一个教养极好的人。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那种你愿意带回家介绍给你母亲和妹妹的人。’”他停顿了一下。“我看你在看我的袖扣。”我本来没在看,但现在看了。它们是由几块看着莫名眼熟的象牙拼成的。
“最上等的人类臼齿标本,”他告诉我。
“哎呀!”我仔细看了看。“这想法很有意思。”
“是啊。”他把袖子翻到外套下面。“是啊,盖茨比对女人非常规矩。他连朋友的妻子都不会多看一眼。”
当这个本能地受到信任的人回到桌旁坐下时,沃尔夫山姆先生猛地一口喝完咖啡,站了起来。
“我很享受这顿午餐,”他说,“我要在你们两个年轻人面前先走一步了,免得待得太久惹人嫌。”
“别急着走,迈耶,”盖茨比说,语气并不热情。沃尔夫山姆先生举起手,做了个类似祝福的动作。
“你很有礼貌,但我属于另一代人,”他郑重地宣布。“你们坐在这儿聊你们的体育和你们的年轻小姐,还有你们的——”他又挥了挥手,补上一个想象中的名词。“至于我,我已经五十岁了,不再硬掺和你们了。”
他握手告别转身离开时,那悲剧性的鼻子在颤抖。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说了什么冒犯他的话。
“他有时候很多愁善感,”盖茨比解释道。“今天就是他多愁善感的日子。他在纽约是个相当
有特色的人物——百老汇的常客。”“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演员?”
“不是。”
“牙医?”
“迈耶·沃尔夫山姆?不,他是个赌徒。”盖茨比犹豫了一下,然后冷静地补充道:“他就是1919年操纵世界大赛的那个人。”
“操纵了世界大赛?”
我重复道。
这个想法让我大为震惊。我当然记得,1919年世界大赛曾经被操纵过,但即便我曾经想到过这件事,我也只会把它看作一件顺理成章发生的事,是某个不可避免的链条的终点。我从未想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开始玩弄五千万人的信念——带着撬保险箱的窃贼那种一心一意的专注。
“他怎么碰巧干出这种事来的?”我过了一会儿问道。
“他不过是看到了机会。”
“他怎么没进监狱?”
“他们抓不到他,老兄。他是个聪明人。”
我坚持付了账。当服务员把我的找零送来时,我瞥见汤姆·布坎南就在拥挤的房间另一头。
“跟我来一会儿,”我说,“我得去跟一个人打个招呼。”
他一看见我们,汤姆就跳起来,朝我们这边迈了六七步。
“你们上哪儿去啦?”他急切地问,“黛西气坏了,因为你们没打电话来。”
“这位是盖茨比先生,布坎南先生。”
他们匆匆地握了握手,盖茨比脸上掠过一种局促不安、陌生而尴尬的神情。
“你近来怎么样?”汤姆问我,“你怎么会跑这么远来吃饭?”
“我是跟盖茨比先生一道来吃午饭的。”
我转向盖茨比先生,但他已经不在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一天
(那天下午乔丹·贝克在广场饭店的茶花园里坐得笔直,挺直在一把直背椅上说)
——我正从一处走到另一处,一半在人行道上,一半在草坪上。在草坪上我比较快活,因为我穿的是英国鞋,鞋底有橡皮疙瘩,踩在软地上很舒服。我还穿了一条新的花格呢裙子,在风里微微飘动,每当这时,所有房子前面那些红白蓝三色的旗子就绷得硬邦邦的,发出“啧—啧—啧—啧”的声音,一副不赞成的样子。
那些旗子中最大的一面和那些草坪中最大的一片都属于黛西·费伊的家。她刚满十八岁,比我大两岁,是路易斯维尔所有年轻姑娘中最最出风头的一个。她穿一身白,开一辆白色小跑车,她家的电话整天响个不停,泰勒营那些兴奋的年轻军官们争先恐后地要求当晚独占她。“不管怎样,哪怕一个小时也好!”
那天早上我走到她家对面时,她的白色小跑车停在路边,她坐在车里,旁边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中尉。他们彼此那么全神贯注,直到我走到离他们五英尺远的地方,她才看见我。
“你好,乔丹,”她出乎意料地招呼我,“请过来。”
她愿意跟我说话,使我受宠若惊,因为在所有年纪比我大的姑娘中,我最崇拜她。她问我是不是要去红十字会做绷带。我是要去的。那么,我能不能告诉她们她今天不能来了?那位军官在黛西说话的时候一直看着她,那是一种每个年轻姑娘都希望有朝一日有人这样看她的神情,因为我觉得那很浪漫,所以这情景我从此一直记得。他名叫杰伊·盖茨比,此后四年多我都没有再见到过他——甚至后来我在长岛遇见他,也没有意识到就是同一个人。
那是一九一七年的事。到了第二年,我自己也有了几个追求者,而且开始参加比赛,所以不常见到黛西了。她跟一伙年纪稍大的人来往——或者说,她跟谁都不大来往。关于她的荒唐谣言四处流传——说她母亲在一个冬夜发现她收拾行李要去纽约,跟一个即将赴海外的士兵告别。她被有效地拦住了,但有好几个星期不跟家里人说话。那以后她不再跟士兵们厮混,只跟城里几个平脚板、近视眼的年轻人来往,那些人根本进不了军队。
到了第二年秋天,她又快活起来了,跟从前一样快活。停战协定签订后,她参加了一次初入社交界的舞会,二月里据说跟新奥尔良来的一个人订了婚。六月里她嫁给了芝加哥的汤姆·布坎南,婚礼的排场比路易斯维尔以前见过的任何婚礼都铺张。他带了一百个人乘四节包车南下,包下了穆尔巴赫旅馆的一整层,婚礼前一天他送给她一串价值三十五万美元的珍珠项链。
我是伴娘。婚礼晚宴前半小时我走进她的房间,发现她躺在床上,穿着绣花衣裳,像六月的夜晚一样美丽——也像猴子一样烂醉。她一手拿着一瓶索泰尔纳酒,一手拿着一封信。
“‘恭喜我吧,’”她咕哝着,“‘以前从没喝过酒,可是哦,我多喜欢喝啊。’”
“怎么回事,黛西?”
我吓坏了,跟你说吧;我以前从没见过一个姑娘这样。
“喏,亲爱的。”她伸手在她床上放着的一个废纸篓里摸索,掏出了那串珍珠。“拿下楼去,还给它的主人。告诉他们全都说黛西改变主意了。就说:‘黛西改变主意了!’”
她开始哭——哭啊哭啊。我冲出去找她母亲的侍女,我们锁上门,让她洗了个冷水澡。她不肯放开那封信。她把它带进澡盆,揉成一个湿纸团,直到看见它像雪一样化开,才让我把它留在肥皂盒里。
可是她再也没说别的话。我们给她喝了氨水,在她额头上敷了冰,又把她重新钩进衣服里,半小时后我们走出房间时,珍珠已经戴在她脖子上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第二天五点钟她嫁给了汤姆·布坎南,连颤都没颤一下,然后动身去南海作三个月的旅行。
——
他们回来后我在圣巴巴拉见到了他们,我觉得我从未见过一个姑娘那么迷恋自己的丈夫。他要是离开房间一分钟,她就不安地四下张望,说:“汤姆上哪儿去了?”脸上露出最心不在焉的表情,直到看见他进门。她常常坐在沙滩上,让他的头枕在她膝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用手指抚摸他的眼睛,带着深不可测的喜悦看着他。看他们在一起真动人——让人不出声地、着了迷地笑。那是八月里的事。我离开圣巴巴拉一个星期后,一天夜里汤姆在文图拉公路上撞上了一辆大车,把他车子的一个前轮撞掉了。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姑娘也上了报,因为她的胳膊断了——她是圣巴巴拉旅馆的一个女服务员。
第二年四月黛西生了她的小女儿,他们去法国待了一年。我春天在戛纳见过他们,后来在多维尔也见过,然后他们回芝加哥定居。黛西在芝加哥很受欢迎,这你知道。他们跟一伙时髦的人来往,个个年轻、有钱、放荡,可是她名声却绝对清白。也许是因为她不喝酒。在喝酒成风的人中间不喝酒是个很大的优势。你可以守口如瓶,而且,你还可以把自己任何小小的越轨行为安排好时间,让旁人都醉眼昏花,看不见也不在乎。也许黛西压根儿就没有风流韵事——可是她那种声音里总有点什么。
嗯,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多年来第一次听到了盖茨比这个名字。就是我问你——你记得吗?——你认不认识西卵的盖茨比的时候。你回家以后,她走进我的房间把我叫醒,说:“哪个盖茨比?”我半睡半醒地形容了他一番,她用一种最奇怪的声音说,那一定是她从前认识的那个人。直到那时我才把这个盖茨比同她白色小汽车里的那个军官联系起来。
乔丹·贝克讲完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离开广场饭店已经半个小时,正乘着一辆维多利亚马车穿过中央公园。太阳已经落到西五十几街那些电影明星的高耸公寓楼后面去了,那些小姑娘清脆的声音已经从草地上像蟋蟀一样聚拢来,在炎热的暮色中响起:“我是阿拉伯的酋长。你的爱属于我。夜里你睡着的时候,我要爬进你的帐篷——”
“这真是奇怪的巧合,”我说。
“可这根本不是巧合。”
“为什么不是?”
“盖茨比买下那座房子,就是为了让黛西正好住在海湾对面。”
那么,他在那个六月的夜晚所向往的,并不仅仅是星星。他忽然在我眼前活了起来,突然从他那漫无目的的豪华的子宫里诞生出来。
“他想知道,”乔丹继续说,“你愿不愿意找个下午请黛西到你家里来,然后让他过来。”
这个要求如此谦卑,使我震惊。他已经等了五年,买了一座豪宅,在那里向偶然飞来的飞蛾们散发星光——为的就是能在一个下午“过来”到一个陌生人的花园里。
“他提出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之前,我非得知道这一切不可吗?”
“他害怕,他等了这么久。他以为你会生气。你知道,他骨子里其实是个粗犷的人。”
有件事让我担心。
“他为什么不来请你安排一次会面呢?”
“他想让她看到他的房子,”她解释说,“而你的房子就在隔壁。”
“哦!”
“我想他有点指望哪天晚上她会闯进他的一个派对,”乔丹继续说,“但她从没来过。后来他开始随口问别人认不认识她,而我是他找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那天晚上,他在舞会上派人来找我,你真该听听他拐弯抹角引出这件事的那套精心说辞。当然,我立刻提议在纽约吃顿午饭——我以为他要发疯了:
“‘我不想做什么出格的事!’他不停地说,‘我想就在隔壁见她。’
“当我说你是汤姆特别要好的朋友时,他开始放弃整个念头。他对汤姆了解不多,不过他说他多年来一直看一份芝加哥报纸,只为了有机会看到黛西的名字。”
现在天已经黑了,当我们从一座小桥下穿过时,我搂住乔丹金色的肩膀,把她拉向我,并邀请她吃晚饭。突然间,我不再想着黛西和盖茨比了,而是想着这个干净、坚硬、有限的人,她信奉一种普遍的怀疑主义,此刻正得意地靠在我的臂弯里。一句话开始以一种令人兴奋的眩晕感在我耳边回响:“世上只有被追求者、追求者、忙碌者和疲惫者。”
“黛西生活中应该有点什么,”乔丹低声对我说。
“她想见盖茨比吗?”
“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盖茨比不想让她知道。你只需要邀请她来喝茶。”
我们穿过一道由幽暗树木组成的屏障,接着第五十九街的临街建筑立面——一片柔和的浅色灯光——向公园里倾泻下来。与盖茨比和汤姆·布坎南不同,我没有一个姑娘,她那脱离躯壳的脸庞不会漂浮在黑暗的檐口和刺眼的招牌之间,于是我拉起身边的姑娘,收紧手臂。她那苍白、轻蔑的嘴笑了笑,于是我又把她拉近一些,这次是拉向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