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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hael S. Peter et al.

德国人群队列追踪感染 SARS-CoV-2 两年后的成年人,记录持续症状与临床检查结果。PLOS Medicine 2025,免费阅读。

Persistent symptoms and clinical findings in adults with post-acute sequelae of COVID-19/post-COVID-19 syndrome in the second year after acute infection: A population-based,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感染急性期后第二年,COVID-19急性期后遗症/COVID-19后综合征成人患者的持续症状与临床发现:一项基于人群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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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Peter RS, Nieters A, Gopel S, Merle U, Steinacker JM, Deibert P, et al. (2025) Persistent symptoms and clinical findings in adults with post-acute sequelae of COVID-19/post-COVID-19 syndrome in the second year after acute infection: A population-based,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PLoS Med 22(1): e1004511.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4511

学术编辑:Aaloke Mody,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美国

收稿日期:2024年6月10日

接受日期:2024年12月17日

发表日期:2025年1月23日

同行评审历史:PLOS认可同行评审过程透明化的益处;因此,我们在最终发表文章的同时,公开所有评审内容、作者回复以及编辑决定。本文的编辑历史可在此处获取: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4511

版权:© 2025 Peter et al. 这是一篇开放获取文章,依据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条款发布,允许在任何媒介中不受限制地使用、分发和复制,前提是原作者和来源得到署名。

Raphael S. Peter 14^{14} , Alexandra Nieters 24^{24} , Siri Gopel 5^{5} , Uta Merle 4^{4} , Jürgen M. Steinacker 5^{5} , Peter Deibert 6^{6} , Birgit Friedmann- Bette 7^{7} , Andreas NieB 8^{8} , Barbara Müller 9^{9} , Claudia Schilling 10^{10} , Gunnar Erz 8^{8} , Roland Giesen 11^{11} , Veronika Götz 11^{11} , Karsten Keller 7^{7} , Philipp Maier 6^{6} , Lynn Mattis 5^{5} , Sylvia Parthe 5^{5} , Martin Rehm 1^{1} , Jana Schellenberg 5^{5} , Ulrike Schempf 5^{5} , Mengyu Zhu 4,12^{4,12} , Hans- Georg Kräusslich 9,13^{9,13} , Dietrich Rothenbacher 14^{14} , Winfried V. Kern 11∗^{11*} , 代表EPILOC第二阶段研究组 11^{11}

1 乌尔姆大学流行病学与医学生物统计学研究所,乌尔姆,德国,2 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医学中心及医学院免疫缺陷研究所,弗莱堡,德国,3 图宾根大学医院内科一科,图宾根,德国,4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及海德堡大学医院内科四科,海德堡,德国,5 乌尔姆大学医院医学部运动与康复医学处,乌尔姆,德国,6 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医学中心及医学院运动与职业医学研究所,弗莱堡,德国,7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及海德堡大学医院运动医学系,海德堡,德国,8 图宾根大学医院运动医学系,图宾根,德国,9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及海德堡大学医院传染病学—病毒学系,海德堡,德国,10 海德堡大学曼海姆医学系中央精神卫生研究所(ZI)精神病学与心理治疗系睡眠实验室,海德堡,德国,11 阿尔伯特-路德维希大学医学中心及医学院医学二部传染病处,弗莱堡,德国,12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心血管预防研究所,慕尼黑,德国,13 德国感染研究中心(DZIF)海德堡伙伴站点,海德堡,德国

†^{\dagger} EPILOC第二阶段研究组成员名单见致谢部分。‡^{\ddagger} RSP和AN为本文共同第一作者。DR和WVK为本文共同资深作者。\* winfried.kern@uniklinik- freiburg.de

摘要

背景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后自我报告的健康问题较为常见,且通常包括相对非特异性的主诉,如疲劳、劳力性呼吸困难、注意力或记忆障碍以及睡眠问题。此类COVID-19急性期后遗症/COVID-19后综合征(PCS)的长期预后尚不明确,且关于PCS未康复患者中器官功能障碍和病理与自我报告症状之间关联的数据十分稀缺。我们希望描述PCS持续超过1年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诊断发现,并评估PCS持续 versus 改善的风险因素。

数据可用性声明:对于符合保密数据访问标准的研究人员,可向乌尔姆大学(通过:duac.EPILOC@uni- ulm.de)申请获取数据。

资助:本研究由巴登-符腾堡州科学、研究与艺术部(https://mwk.baden- wuerttemberg.de)资助(编号MR/S028188/1),资助对象为WVK、HGK、UM、DR、SG和JS。资助方在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发表决定或稿件准备中均未发挥作用。

利益冲突: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缩写: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UC,曲线下面积;BMI,体质指数;BR,呼吸储备;CFQ-11,Chalder疲劳量表;CH50,补体溶血活性;CI,置信区间;CMV,巨细胞病毒;COMPASS-31,复合自主神经症状评分31;CPET,心肺运动试验;CRP,C反应蛋白;DHEA-S,硫酸脱氢表雄酮;EA-D,早期抗原D;EBNA,EBV核抗原;EBV,Epstein-Barr病毒;ECGs,心电图;EPILOC,长新冠流行病学;ESS,Epworth嗜睡量表;FEV1,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Lei,“智力能力问卷”;FVC,用力肺活量;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7;HbA1c,糖化血红蛋白;HR,心率;ISI,失眠严重程度指数;LV-E/A,二尖瓣舒张早期与晚期最大血流速度比值;LV-E/e',二尖瓣早期流入速度与二尖瓣环早期舒张速度比值;LV-EF,左心室容积与射血分数;ME/CFS,肌痛性脑脊髓炎(或脑病)/慢性疲劳综合征;mMRC,改良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MoCA,蒙特利尔认知评估;N,核衣壳;PCS,COVID-19后综合征;PEM,劳力后不适;PHQ-9,患者健康问卷9;pro-BNP,脑钠肽前体;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S-10,10项感知压力量表;RER,呼吸交换率;RT-PCR,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SARS-CoV-2,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DMT,符号数字模态测验;SF-12,12项健康调查简表;SpO2,外周血氧饱和度;STROBE,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TMT-B,连线测验B部分;TSH,促甲状腺激素;VCA,病毒衣壳抗原;VE/VCO2斜率,每分钟通气量与二氧化碳产生量的斜率;VO2max,摄氧量。

方法与发现

这项基于人群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纳入了年龄18~65岁的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症(PCS)患者(n=982)以及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无PCS对照者(n=576)。研究对象来源于先前一项基于人群的问卷调查研究(急性感染后6~12个月,即第1阶段),并同意提供随访信息并接受全面的门诊评估,包括神经认知、心肺运动及实验室检测,评估在德国西南部四家大学健康中心进行(第2阶段,即第1阶段后另经8.5个月[中位数,范围3~14个月])。参与者平均年龄为48岁,65%为女性。在第2阶段,第1阶段时患有PCS的患者中有67.6%发展为持续性PCS,而康复参与者中有78.5%仍未出现与PCS相关的健康问题。早期PCS患者的改善与轻度急性索引感染、既往全职就业、教育程度以及未接受专科咨询和未参加康复项目相关。初始已康复的参与者中新出现PCS相关症状与期间发生的继发性SARS-CoV-2感染及教育程度相关。与持续康复的参与者相比,持续性PCS患者中从不吸烟者比例较低(61.2% vs 75.7%),肥胖者比例较高(30.2% vs 12.4%),体重指数(BMI)和体脂均值较高,且教育程度较低(大学入学资格38.7% vs 61.5%)。疲劳/衰竭、神经认知障碍、胸部症状/呼吸困难以及焦虑/抑郁/睡眠问题仍为主要症状群。持续性PCS患者中分别有35.6%和11.6%报告运动不耐受伴运动后不适(PEM)持续>14 h以及符合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症状。在按性别-年龄组组合、研究中心和大学入学资格校正的分析中,持续性PCS参与者与持续康复参与者在三项不同神经认知测试中的表现、感知压力评分、主观认知障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抑郁和焦虑、睡眠质量、疲劳和生活质量方面均观察到显著差异。在持续性PCS中,经性别-年龄组组合、研究中心、教育程度、BMI、吸烟状况和β受体阻滞剂使用校正后,握力(40.2 [95%置信区间(CI)[39.4, 41.1]] vs 42.5 [95% CI [41.5, 43.6]] kg)、最大氧耗量(27.9 [95% CI [27.3, 28.4]] vs 31.0 [95% CI [30.3, 31.6]] ml/min/kg体重)和通气效率(分钟通气量/二氧化碳产生斜率,28.8 [95% CI [28.3, 29.2]] vs 27.1 [95% CI [26.6, 27.7]])相对于持续康复的对照组参与者均显著降低。静息状态下收缩期和舒张期心脏功能指标、N末端脑钠肽血液水平或其他实验室检测指标(包括补体活性、Epstein-Barr病毒[EBV]再激活标志物、炎症和凝血标志物、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和硫酸脱氢表雄酮的血清水平)均无差异。在持续性PCS患者的一个亚组中,病毒持续存在筛查(粪便样本PCR和血浆SARS-CoV-2刺突抗原水平)结果为阴性。敏感性分析(既往疾病/合并症、肥胖、索引急性感染的医疗照护)显示了相似的发现。持续性PCS伴PEM的患者报告了更多疼痛症状,并且在几乎所有测试中结果更差。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我们没有急性感染前运动能力和认知功能的客观信息。此外,我们未纳入因任何原因无法到门诊就诊的患者,包括严重疾病、行动不便或社会剥夺或被排斥者。

结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观察到大多数工作年龄的PCS患者在患病的第二年并未康复。报告的症状模式基本保持相似、非特异性,以疲劳、运动不耐受和认知主诉为主。尽管存在认知缺陷和运动能力下降的客观体征,实验室检查未发现重大病理异常,且我们的研究结果不支持病毒持续存在、EBV再激活、肾上腺功能不全或补体周转增加与持续性PCS的病理生理相关性。有PEM病史与更严重的症状和更多疾病客观体征相关,可能有助于对病例进行疾病严重程度分层。

作者摘要

为什么要进行这项研究?

-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后自我报告的健康问题已被普遍描述,并可能持续数月。这些症状通常包括相对非特异性的主诉,如疲劳、劳力性呼吸困难、注意力或记忆障碍以及睡眠问题。- COVID-19后综合征(PCS)的长期预后尚不清楚。据我们所知,对于PCS超过一年未康复的患者,可测量的单一或多器官功能障碍和病理及其与自我报告症状的相关性尚未得到充分描述。

研究人员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 我们邀请了曾参与先前基于人群的急性SARS-CoV-2感染后急性期主诉和症状调查的个体,接受包括综合医学评估在内的随访调查。结果在持续性PCS患者(病例)与未发展为PCS的研究参与者(对照)之间进行了比较。- 我们发现三分之二的PCS患者疾病持续超过一年,症状群无重大变化。- 持续性PCS个体中器官功能障碍和病理的客观体征与自我报告症状相关,在运动后不适持续时间较长的PCS患者中更常被检出,包括体力运动能力下降和认知测试表现下降,而在调整了体重指数和教育状况等可能的混杂因素后,多项实验室检查结果未发现差异。- 初次感染的严重程度、较低的教育状况、既往无全职工作以及(需要)专科会诊或康复计划(后者可能由于反向因果关系)是PCS未康复的因素。

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

这些发现意味着什么?- 在大多数患者中,PCS症状在患病的第二年没有改善,通常继续包括疲劳和可测量的运动不耐受及认知缺陷,但实验室检查似乎没有重大病理异常。社会人口学变量似乎不仅对PCS的发生起作用,而且对PCS的未康复也起作用。- 局限性包括缺乏急性感染前病理信息、应答偏倚和回忆偏倚。

引言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大流行导致全球超过7.5亿确诊病例[1]。除了感染急性期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外,还有大量急性期后健康问题和后遗症的报道[2-5]。世界卫生组织将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后状况定义为急性SARS-CoV-2感染后症状的持续或新症状的出现,持续时间至少2个月,且无法用替代诊断解释[6]。略有不同的定义和替代措辞(如长COVID-19、SARS-CoV-2感染急性期后遗症或COVID-19后综合征[PCS])已被使用[7,8],部分与先前研究中差异较大的患病率估计有关[9]。此外,一些患病率估计可能存在偏倚,因为许多早期研究仅关注住院或就医患者[10-12],尽管大多数COVID-19患者不需要针对急性感染的医疗治疗。进一步的局限性在于难以纳入未感染的对照组来估计症状的背景患病率。事实上,许多研究通过使用各种询问自我报告健康问题的问卷来评估PCS患病率和轨迹。尽管许多症状可能影响日常功能、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3,4],但它们缺乏特异性(即它们可能有许多其他原因并与其他疾病重叠),在理赔数据研究中通常难以评估,且往往未通过系统性的方案预设诊断研究进行验证。

最近,几项诊断研究已能够证实PCS患者存在某些神经认知功能受损[13-17],而心脏和肺功能测试的结果则多变且不太一致[18,19]。实验室研究提示多种血液生物标志物改变(如各种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免疫细胞标志物、血浆代谢物和皮质醇)在PCS患者中具有潜在的病理生理和诊断相关性[20-23]。然而,许多临床或实验室诊断研究规模较小,缺乏适当的对照、调整(如年龄和性别、吸烟和身体成分、教育或社会经济状况、急性感染严重程度以及既往或伴随疾病),或与对照组相比仅显示细微变化。例如,较高的体重指数(BMI)可预测COVID-19患者持续性呼吸困难[24]。肥胖已被报道为PCS的危险因素[10,25,26],并且已有机制证据表明肥胖为何可能使人更易患PCS[27]。在COVID-19背景之外,BMI与性别相关联已被发现在促炎标志物研究中是主要混杂因素[28],而肥胖本身也与认知功能障碍相关[29]。有趣的是,在无症状或症状不超过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未感染对照者的个体中,COVID-19后可测量到认知功能障碍[30,31]。因此,基于症状的PCS表型分层虽然具有吸引力和启发性,但如果在诊断研究中未与适当的对照组进行评估且未对潜在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可能会产生误导。

本研究的目的是对曾参与我们先前基于人群的SARS-CoV-2感染成人研究(感染后6-12个月)的个体中进行PCS的医学验证,这些个体基于自我报告的新症状被认定为患有该综合征,且日常生活至少中度受损,同时伴有一般健康状况或工作能力受损[32]。从该人群中,我们邀请了一些PCS个体(作为病例)和康复后无症状个体(作为对照)接受综合门诊医学检查和临床评估,包括标准化和验证过的问卷、神经认知和心肺测试以及实验室检查。根据我们和其他PCS护理中心的经验以及研究规划时可获得的文献估计[33,34],我们假设受邀后大约一半的病例在医学检查时将为持续性病例,并预期我们对持续性PCS患者的临床评估将发现相当比例的可测量器官功能障碍和病理受试者,并至少在某一项医学测试中与持续康复的对照组个体相比显示显著差异。我们还对更严重疾病的标志物和危险因素及其可能的潜在病理生理学感兴趣。

材料与方法

研究设计和参与者选择

本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伴有(病例)和不伴有PCS(对照)的参与者是从长新冠流行病学(EPILOC)第一阶段的非干预性、基于人群的问卷研究中招募的,该研究纳入了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期间SARS-CoV-2 PCR检测阳性且感染已通报(根据德国感染保护法为强制要求)至当地负责公共卫生机构的18-65岁受试者(位于德国西南部巴登-符腾堡州的四个行政和地理定义区域)。我们估计大多数参与者感染的是SARS-CoV-2野生型,队列中B.1.1.7(alpha)感染者少于15%15\%,B.1.351(beta)感染者少于1%1\%[32]。

所使用的PCS病例定义为“一般健康状况或工作能力恢复至不超过80%80\%(与COVID-19前相比),以及任何新症状(提供了30种症状列表,可额外添加三种症状)在日常生活受损方面达到中度至重度程度,且急性感染前不存在(排除呕吐、恶心、胃痛、腹泻、寒战、发热)”。恢复至100%100\%(急性感染前所感知的一般健康状况和工作能力)且报告无中度至重度新症状的研究参与者符合对照条件。使用这些定义,EPILOC第一阶段将11,710名可评估受访者中的28.5%28.5\%归类为患有PCS(病例),而38%38\%的受访者被视为(无PCS)康复对照[32]。

从这两个组中,我们邀请参与者进入第二阶段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既不符合PCS病例也不符合对照条件的个体未被邀请。共有982名PCS患者和576名频率匹配的无症状康复(对照)参与者(按性别和年龄组匹配,目标抽样比例为1,000例病例对600例对照)接受了邀请,并在四个研究站点之一接受了综合临床评估(图1)。不等抽样比例基于以下假设:相当数量的第一阶段PCS患者在第二阶段就诊时可能已经康复,而我们预期

图1. 涵盖EPILOC研究第1和第2阶段的流程图。注:\在(第1阶段)之前和\\*在临床检查(第2阶段)之后。从PCR确诊的急性SARS-CoV-2感染到第1阶段的时间为8.7个月(中位数),从参加第1阶段到第2阶段临床检查的时间为8.5个月(中位数),从急性感染到第2阶段的中位时间为17.2个月,范围为9.2至24.4个月。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4511.g001
图1. 涵盖EPILOC研究第1和第2阶段的流程图。注:\在(第1阶段)之前和\\*在临床检查(第2阶段)之后。从PCR确诊的急性SARS-CoV-2感染到第1阶段的时间为8.7个月(中位数),从参加第1阶段到第2阶段临床检查的时间为8.5个月(中位数),从急性感染到第2阶段的中位时间为17.2个月,范围为9.2至24.4个月。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4511.g001

只有少数无症状康复参与者在第二阶段临床评估时可能出现符合PCS的新症状。

所有研究程序和分析均已预先规划并列于一本研究手册中(仅提供德语版本),例外情况是对血清中刺突抗原和粪便样本中SARS-CoV-2 RNA检测的非计划期中分析;在来自>100>100名持续性PCS患者的样本中两项检测均为阴性结果后,对进一步样本的检查(如最初计划的那样)被停止(见下文)。

本研究按照《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STROBE)指南进行报告(S1 STROBE清单)。

数据来源与测量

除在1期研究期间收集的信息外(见[32]),我们再次使用了来自若干标准化问卷的数据,这些问卷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因素、接种的SARS-CoV-2疫苗、病史和当前症状。症状问卷(见S1附录)包含与1期相同的条目,并询问当前症状的医疗处理情况、每种症状对日常生活和活动的损害程度(“您目前感觉受到此症状的多大损害?”),采用4点Likert量表(无、轻度、中度或重度),以及总体健康和工作能力恢复的程度(与指示感染之前的时间相比)。基于这些信息,我们将参与者定义为患有持续性(或改善的)PCS,或定义为持续康复的个体(或症状恶化的康复个体),使用与1期相同的定义。

我们评估了单个症状,也评估了由高度相关的单个症状组成的症状群,后者是在分析1期研究结果后按先前定义的方式确定的[32]。定义症状群方法的细节此前已有描述[32]。

临床评估。除采集病史外,研究医生还完成了改良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量表(mMRC),询问了劳累后不适(PEM)及其持续时间[35],并澄清了问卷中的问题和回答。参与者接受了完整的体格检查,包括身高、体重、静息心率(HR)和血压的测量。

使用数字手握力计对双手各进行三次测量后,记录最大握力。使用多频生物电阻抗分析设备测量全身身体成分,并以%\%体脂表示。方法学细节见S2附录。

经过验证的问卷。要求研究参与者填写经过验证的问卷,内容涉及睡眠质量(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失眠严重程度指数[ISI]、Epworth嗜睡量表[ESS])、疲劳(Chalder疲劳量表[CFQ-11])、健康相关生活质量(Short Form-12健康调查[SF-12],评估身体和心理两个维度)、抑郁症状(患者健康问卷9[PHQ-9])、焦虑(广泛性焦虑障碍7[GAD-7])、感知压力(10项感知压力量表[PSS-10])、主观认知(“Fragebogen zur geistigen Leistungsfähigkeit”[FLei])以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症状(复合自主神经症状评分31[COMPASS-31])。更多细节和参考文献见S2附录。

神经认知测试。要求所有参与者接受由经过培训的临床工作人员实施的神经心理测试。测试组合包括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CA)、连线测验B部分(TMT-B)和符号数字模态测验(SDMT)(S2附录)。

心肺功能检查。我们记录了静息12导联心电图(ECG)和脉搏血氧仪测量的外周血氧饱和度(SpO2)。根据现行指南进行静息超声心动图检查,测定左心室容积和射血分数(LV-EF)、二尖瓣早期流入速度与二尖瓣环早期舒张速度之比(LV-E/e')、二尖瓣最大早期与晚期舒张期血流速度之比(LV-E/A),以及舒张功能障碍分级(详见S3附录)。

参与者在功率自行车上采用斜坡方案进行心肺运动试验(CPET)。CPET前进行肺量计检查以评估肺功能,记录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和用力肺活量(FVC)。CPET期间监测血压、SpO2和带心率的ECG。我们评估了以下CPET参数:心率、摄氧量(VO2max)、呼吸储备(BR)、呼吸交换比(RER)以及每分钟通气量与二氧化碳产生量斜率(VE/VCO2斜率)。更多细节见S3附录。

实验室检查。常规实验室检查包括快速色谱免疫分析(检测鼻咽样本中的SARS-CoV-2抗原)、血细胞计数、凝血、临床化学、C反应蛋白(CRP)水平、促甲状腺激素(TSH)、糖化血红蛋白(HbA1c)、N末端脑钠肽前体(pro-BNP)、经典途径补体溶血活性(CH50)(在两个中心的参与者中测定)、抗巨细胞病毒(CMV)的免疫球蛋白(Ig)G和IgM抗体、抗SARS-CoV-2核衣壳(N)蛋白抗体和抗病毒刺突糖蛋白S1受体结合域抗体等(分析物和方法见S4附录)。

采用标准方法集中测定冷冻晨血样本中的皮质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和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水平(详见S4附录)。我们中心病毒学实验室的其他实验室检查包括测定抗Epstein-Barr病毒(EBV)抗原抗体、血清中的刺突抗原(在持续存在PCS并持续康复的个体亚组中),以及通过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粪便样本中的SARS-CoV-2 RNA(详细方法学见S4附录)。

统计学方法

参与者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使用逻辑回归评估从第1阶段到第2阶段病例对照状态变化的预测因素。回归模型分别针对第1阶段病例和对照运行,并计算相互调整后的比值比,用于评估病例的改善(不再符合病例定义)和康复个体的恶化(不再符合对照定义)。

标准化问卷、神经认知测试、实验室测量、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和肺运动试验参数的结果以最小二乘均值表示。由于PSQI、ISI和ESS之间高度相关,我们仅呈现PSQI工具的结果(见S2附录)。

我们使用协方差分析,并针对性别-年龄类别组合和大学入学资格进行调整。按指示进行了额外调整。在适当情况下报告几何均值而非自然均值。还报告了基于逻辑回归的曲线下面积(AUC),用于区分持续病例与稳定对照(排除改善的病例和恶化的对照)。我们未使用插补,但在具体分析中排除了缺失观测值。统计学处理使用SAS统计软件包(9.4版,SAS Institute)或R 4.3.2版进行。

伦理批准

该研究已在“德国临床研究注册中心”注册(DRKS 00027362)。所有参与者均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伦理批准分别获得弗赖堡(21/1484_1)、海德堡(S-846/2021)、蒂宾根(845/2021BO2)和乌尔姆(337/21)研究中心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结果

研究参与者的基线特征

该研究纳入982名第1阶段PCS患者(病例)和576名年龄、性别匹配的康复受试者(第1阶段对照)。如S1表所示,病例和对照的性别和年龄分布(如设计所预期)相似。大多数(65.8%)(65.8\%)参与者为女性,平均年龄为48岁。PCS患者第1阶段与第2阶段之间的平均时间为9.1个月(范围3.0-14.2个月),康复个体为8.4个月(范围2.9-14.0个月)。PCS患者与康复个体中发生二次SARS-CoV-2感染的比例相似(23%)(23\%),并且几乎所有人在第2阶段前均曾接种过一次或多次SARS-CoV-2疫苗(S1表)。

从第1阶段数据分析中已经得知的PCS患者与康复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包括:肥胖参与者比例、吸烟者比例、既往疾病、针对较早的指示性急性SARS-CoV-2感染的医疗照护(门诊或住院 versus 无)(各项均在PCS患者中更高)以及教育水平(PCS患者中具有大学入学资格者较少)。在第2阶段检查前最后6个月内的医疗利用(特别是专科医生咨询)以及参加康复项目在PCS患者中也更为频繁。S1图按选定的基线特征描述了病例组和对照组两组的参与概率。

PCS持续存在的风险

粗略而言,第1阶段982名PCS参与者中约三分之二(67.6%)(67.6\%)在第2阶段临床评估后被认为存在持续性PCS(根据我们的工作定义)。第1阶段PCS参与者中大多数其余者(30.1%)(30.1\%)到第2阶段时已改善,但仅极少数(2.2%)(2.2\%)被归类为完全临床康复(图2)。相反,参加第2阶段的第1阶段无症状参与者中大多数(78.5%)(78.5\%)被归类为持续康复,但近五分之一(18.9%)(18.9\%)报告了新症状(未符合PCS病例定义),2.6%2.6\%被归类为(新发)PCS病例(图2)。S2图显示了第1阶段至第2阶段期间PCS患者中五个主要症状簇患病率的变化。在总体人群中,除焦虑、抑郁或睡眠障碍外,所有症状簇的净患病率均下降,以嗅觉和味觉障碍最为显著(S2图)。

如 图2 所总结(并在S2表中详述),在调整分析中与PCS改善(改善至中间状态或对照状态)相关的因素为教育状况(大学入学资格)、全职就业(第1阶段时)、急性指示性感染无医疗照护/治疗(作为较轻急性感染的替代指标),以及过去6个月内无(需要)专科咨询或未参加COVID-19后康复项目(后两者可能是反向因果关系的结果)。对于康复个体,教育状况较低以及自第1阶段以来发生二次SARS-CoV-2感染后,到第2阶段恶化的几率更高。SARS-CoV-2疫苗接种与改善或恶化无 measurable 关联。此外,年龄、性别或第1阶段与第2阶段之间的时间与病例对照状态变化无统计学显著关联(S2表)。

持续性PCS病例的临床评估

在比较四组(持续性PCS、PCS改善、持续康复、康复后恶化)的特征时(表1),我们发现教育方面的差异

图2. 研究参与者(N=1,558)(N = 1,558)在初始问卷调查(第1阶段)与临床检查(第2阶段)之间病例对照状态的变化。从参与第1阶段到第2阶段临床检查的时间为8.5个月(中位数)。在计算OR值并相互调整以下变量后,评估了与第1阶段PCS患者改善及第1阶段已康复参与者恶化相关的因素的显著性:性别、年龄、大学入学资格、婚姻状况、急性感染的医疗处理、肥胖(BMI ≥30kg/m2\geq 30\mathrm{kg} / \mathrm{m}^2 )、全职就业(第1阶段)、第1阶段与第2阶段之间的时间(按月计)、自第1阶段以来的继发性SARS-CoV-2感染、两剂或以上疫苗、过去6个月内(任何)专科医生咨询、参与新冠后康复计划(见S2表)。状态、吸烟、BMI(以及肥胖患病率和体脂)、急性SARS-CoV-2指示感染的医疗照护/治疗以及合并症患病率。肥胖参与者的比例在持续性PCS中最高(30.2%,而稳定对照组为12.4%),并且与持续性PCS相比,持续康复的参与者中有更多人对急性指示感染未接受过医疗照护、获得大学入学资格且从未吸烟(表1)。我们发现,在所有解剖-治疗-化学类别中,持续性PCS患者当前的药物使用量远高于持续康复的参与者(S3表)。

主要症状、症状群及症状严重程度。对持续性PCS参与者中所有报告的、伴各种程度功能损害的症状频率进行分析(S3图)显示,个别主诉和症状占主导地位,我们将其归纳为症状群“疲劳”、“神经认知障碍”、“胸部症状”、“嗅觉或味觉障碍”以及“焦虑/抑郁/睡眠障碍”。如S3图所示,女性和男性参与者在个别症状患病率和严重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异(女性受影响更大——与第1阶段的发现相似),并且若干个别症状在日常生活损害程度方面的评分相对较低(例如头晕、感觉异常、意识模糊和胸痛)。腹部症状、发热和寒战以及皮肤问题罕见,与我们在第1阶段发现的情况相似。

接下来,我们展示了持续性PCS患者与其他亚组之间(病例定义性,即中度或重度)主要症状及症状簇的分布,以及相应经验证问卷的评分结果,分别以相关截断值的比例(表2)或调整后平均评分(图2)呈现。如表2所示,疲劳、神经认知障碍和胸部症状是

持续性PCS改善的PCS康复但恶化持续康复
N均值或频数N均值或频数N均值或频数N均值或频数
男性,n (%)664227 (34.2)318122 (38.4)12444 (35.5)452153 (33.9)
女性,n (%)437 (65.8)196 (61.6)80 (64.5)299 (66.2)
第1阶段年龄(岁),均值 (SD)66448.9 (12.1)31846.3 (12.5)12448.4 (11.9)45248.5 (12.4)
第1阶段年龄组(岁),n (%)
18–2974 (11.1)49 (15.4)14 (11.3)55 (12.2)
30–3976 (11.5)50 (15.7)14 (11.3)55 (12.2)
40–49128 (19.3)60 (18.9)27 (21.8)91 (20.1)
50–59267 (40.2)116 (36.5)49 (39.5)159 (35.2)
60岁以上119 (17.9)43 (13.5)20 (16.1)92 (20.4)
大学入学资格,n (%)664257 (38.7)318163 (51.3)12460 (48.4)452278 (61.5)
第1阶段全职就业,n (%)663306 (46.2)318194 (61.0)12466 (53.2)451223 (49.5)
吸烟状况,n (%)662317124452
目前吸烟52 (7.9)20 (6.3)10 (8.1)17 (3.8)
既往吸烟205 (31.0)78 (24.6)36 (29.0)93 (20.6)
从不吸烟405 (61.2)219 (69.1)78 (62.9)342 (75.7)
第2阶段BMI(kg/m²),均值 (SD)66228.0 (6.1)31826.6 (5.5)12426.1 (4.5)45225.0 (4.5)
肥胖(≥30 kg/m²),n (%)200 (30.2)64 (20.1)25 (20.2)56 (12.4)
体脂(百分比),均值 (SD)65932.2 (10.6)31629.3 (9.4)12328.5 (9.0)45227.4 (8.9)
男性>25%,女性>35%,n (%)344 (52.2)122 (38.6)45 (36.6)126 (27.9)
急性SARS-CoV-2感染的治疗,n (%)
用于理解原文的只读背景(非待翻译文本):持续性PCS病例的临床评估我们接下来展示了持续性PCS患者与其他亚组之间(病例定义性,即中度或重度)主要症状和症状群的分布,以及相应经验证问卷的评分结果,这些结果以相关临界值的比例形式(表2)或校正后的平均评分形式(图2)呈现。如表2所示,疲劳、神经认知障碍和胸部症状待翻译文本:无医疗照护655341(52.1)313200(63.9)
123108(87.8)450408(90.7)门诊照护
258(39.4)92(29.4)12(9.8)37(8.2)住院照护(不含ICU)
45(6.9)17(5.4)3(2.4)3(0.7)重症监护
11(1.7)4(1.3)0(0.0)2(0.4)合并症,n(%)
664318124452心血管疾病
29(4.4)2(0.6)1(0.8)3(0.7)慢性肺部疾病
62(9.3)34(10.7)6(4.8)23(5.1)糖尿病
33(5.0)8(2.5)2(1.6)5(1.1)癌症
13(2.0)3(0.9)1(0.8)4(0.9)表1. 按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2期研究参与者特征。注:BMI,体重指数;SD,标准差。

持续性PCS的主要症状簇。我们观察到这三个症状簇存在大量重叠,相当比例的持续性PCS患者(26.8%)报告在所有三个主要症状簇中均有中度或重度症状(S4图)。第二大的重叠是疲劳与神经认知障碍的组合(患病率20.1%)。这三个主要症状簇中的一个或多个影响了持续性PCS参与者中的绝大多数(90.4%)。

某一特定症状或症状簇的频率估计值随更详细的询问或评分而变化,从而能够更有效地估计严重程度。例如,疲劳作为最常见的自我报告症状簇(基于症状问卷中报告慢性疲劳或中度及以上程度的快速体力耗竭),在持续性PCS患者中的患病率为67.6%,而采用CFQ-11量表以双峰评分>3>3(先前定义为“疲劳病例”)或总分>19>19评估的患病率分别为92.1%和69.8%。极度疲劳(CFQ-11总分>29>29)在持续性PCS患者中的患病率相对较低(9.2%)(表2)。

持续性PCS改善中的PCS伴加重的恢复持续恢复
N频率N频率N频率N频率
疲劳/疲惫/劳力不耐受,n (%)
慢性疲劳和/或快速身体耗竭作为中度/重度症状群661449 (67.9)31851 (16.0)12415 (12.1)4520 (0.0)
CFQ-11双峰评分 >3649598 (92.1)311200 (64.3)12244 (36.1)44135 (7.9)
CFQ-11总分 >19453 (69.8)76 (24.4)15 (12.3)6 (1.4)
CFQ-11总分 >2960 (9.2)3 (1.0)0 (0.0)0 (0.0)
伴随持续 >14 小时的PEM的疲劳612218 (35.6)30015 (5.0)1223 (2.5)4500 (0.0)
ME/CFS样(根据加拿大共识标准)64975 (11.6)3173 (1.0)1242 (1.6)4520 (0.0)
神经认知障碍,n (%)
注意力困难作为中度/重度症状663416 (62.8)31744(13.9)12415(12.1)4513(0.7)
记忆困难为中度/重度症状664360(54.2)31740(12.6)12411(8.9)4511(0.2)
FleI记忆子评分 >19662360(54.4)31773(23.0)12211(9.0)45116(3.6)
FleI注意力子评分 >19643281(43.7)31046(14.8)1239(7.3)4487(1.6)
FleI总分 >45629396(63.0)30980(25.9)12120(16.5)44518(4.0)
胸部症状,n(%)
胸痛、呼吸短促和/或喘息为中度/重度症状集群664315(47.4)31842(13.2)12415(12.1)4520(0.0)
呼吸困难mMRC 1级656274(41.8)31772(22.7)12418(14.5)45210(2.2)
呼吸困难mMRC 2级48(7.3)5(1.6)2(1.6)0 (0.0)
呼吸困难 mMRC 3–4级21 (3.2)0 (0.0)0 (0.0)0 (0.0)
焦虑/抑郁/睡眠障碍,n (%)
焦虑为中/重度症状663121 (18.3)31818 (5.7)1243 (2.4)4520 (0.0)
GAD-7评分 >9658244 (37.1)31640 (12.7)1238 (6.5)44711 (2.5)
抑郁为中/重度症状664176 (26.5)31819 (6.0)12410 (8.1)4513 (0.7)
PHQ-9评分 >14646148 (22.9)30817 (5.5)1226 (4.9)4462 (0.5)
睡眠障碍为中/重度症状664327 (49.3)31857 (17.9)12333 (26.8)45212 (2.7)
PSQI评分 >10625224 (35.8)30740 (13.0)1208 (6.7)4398 (1.8)
ISI评分 >14644296 (46.0)31355 (17.6)12217 (14.0)44311 (2.5)
ESS 评分 >10636259 (40.7)31076 (24.5)11923 (19.3)44331 (7.0)
表2. 根据经验证的量表,按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的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主要新发症状群/症状的患病率及相关严重程度评级。

注:CFQ-11总分>19>19或双峰评分>3>3为疲劳,CFQ-11总分>29>29为极度疲劳。FleI总分>45>45:主观精神表现受损,FleI记忆分>19>19:主观记忆受损,FleI注意力分>19>19:主观注意力受损。mMRC 1级:匆忙行走或走上缓坡时呼吸困难,mMRC 2级:因呼吸困难而比同龄人走得慢,或以自己的步速行走时需停下来喘气,mMRC 3-4级:步行100米或几分钟后需停下来喘气,或呼吸困难严重到无法出门,或穿衣时气短。GAD-7评分>9>9:中度至重度焦虑。PHQ-9评分>14>14:中度至重度抑郁。PSQI评分>10>10:睡眠质量差。ISI评分>14>14:失眠;ESS评分>10>10:日间过度嗜睡。缩写和方法见正文和S2附录)。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4511.t002

我们还评估了伴有持续>14h>14\mathrm{h}的PEM的疲劳患病率(35.6%)以及符合肌痛性脑脊髓炎(或脑病)/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样病症的症状患病率(11.6%)。有趣的是,伴有PEM(持续>14>14小时)的患者中个体症状(任何程度)的频率与无PEM者不同。伴有PEM的持续性PCS患者比无PEM的持续性PCS患者有更多症状。特别是,伴有PEM的病例患者更常报告疼痛综合征(胸痛、肌痛、关节痛、肢体痛和头痛)、意识模糊和头晕(除疲劳和耗竭外)(S3图)。在报告所有三个主要症状簇(疲劳、神经认知障碍和胸部症状)症状的持续性PCS患者中,PEM患病率很高(>50%>50\%)(S5图)。

神经认知损害仍然是持续性PCS患者中仅次于疲劳的第二常见症状簇(根据症状问卷),这与FLei问卷结果高度相关(表2)。采用mMRC分级评估时,呼吸困难通常为非重度(表2)。持续性PCS患者中mMRC 1级呼吸困难的患病率为41.8%41.8\%,2级或以上呼吸困难见于10.5%10.5\%。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症状(先前被归类为高度相关症状的单一簇)在持续性PCS患者中的患病率也远高于持续康复的参与者。CFQ-11、FLei、GAD-7、PHQ-9和PSQI的平均评分在各亚组之间差异显著且一致,所有这些工具均能很好地区分有无持续性PCS的参与者,其中CFQ-11的AUC最高(>0.90>0.90)(图3)。

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症状。如图3所示,持续性PCS患者的COMPASS-31平均评分为13,而持续康复者为<2< 2,持续性PCS患者中评分>19>19(提示中度或重度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比例为40.7%40.7\%。近半数持续性PCS个体(49.7%49.7\%,相比之下持续康复个体为7.5%7.5\%)表示从坐位或卧位站起后出现无力、头晕、头昏或思维困难,提示直立位问题。

感知压力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作为压力和健康相关生活质量的测量工具,我们使用了PSS-10工具(评分0至40)和常用的SF-12问卷及其生理和心理成分总结评分,评估总体健康和幸福感,包括任何疾病或不良状况对广泛功能领域的感知影响。如图3所示,所有三项评分均能很好地区分持续性PCS个体与持续康复个体,且AUCs相似地高(>0.8>0.8)。持续性PCS与改善PCS患者之间以及持续康复与初始康复后恶化个体之间的平均评分差异显示出与其他工具相似的模式。将PCS患者当前两个成分的SF-12结果与同一批个体早前(第1阶段)获得的结果进行直接比较,表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没有改善,生理分量表的平均变化为−0.51- 0.51(95%95\%置信区间[CI] [−1.13,0.10][- 1.13, 0.10]),心理分量表为−0.92- 0.92(95%95\% CI [−1.68,−0.16][- 1.68, - 0.16])。

神经认知测试。三项神经认知测试的结果如图3所示。在调整分析中,持续性PCS患者的平均MoCA评分显著低于其他组,MoCA评分低于26(提示轻至中度认知损害)的参与者比例在持续性PCS患者中为33.3%33.3\%,而在持续康复参与者中为18.9%18.9\%。另外两项测试也观察到类似模式:SDMT(评估注意力、集中力和信息处理速度受损)和TMT-B(筛查执行功能障碍)。尽管病例与对照之间的平均差异很大,但调整分析中两组之间的区分度在每个测试中均相对较差(AUCs为0.67,而不进行神经认知测试时为0.63)。进一步调整CFQ-11和PHQ-9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与MoCA的关联,持续性PCS参与者与持续康复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失去统计学显著性(p=0.0672)(p = 0.0672)。然而,额外调整对与SDMT和TMT-B的关联影响甚微\((p = 0.0086\)和\(0.0008\))。

握力和心肺功能测试。持续性PCS患者的平均最大握力为40.2kg40.2\mathrm{kg},显著低于持续康复参与者(42.5kg42.5\mathrm{kg})(图4)。正如预期,女性握力低于

图3. 在第二阶段临床检查中,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组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和神经认知测试的均值(COMPASS-31和TMT-B为几何均值)(含95\% CI),并校正了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和大学入学资格。各相应工具报告的持续性PCS与持续恢复相比的曲线下面积(AUC) also 包括性别-年龄类别组合和大学入学资格。仅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和大学入学资格的AUC为0.64。为便于比较,所有面板的x轴均按均值-1 SD至均值+1 SD缩放。缩写: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CFQ-11,Chalder疲劳量表;SF-12,12项简式健康调查;PHQ-9,患者健康问卷9;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7项量表;PSS-10,感知压力量表;Flei,“Fragebogen zur geistigen Leistungsfähigkeit”(主观心智表现问卷);COMPASS-31,复合自主症状评分31;MoCA,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分);SDMT,符号数字模态测试(正确符号数);TMT-B,连线测验B部分(时间,秒)。
图3. 在第二阶段临床检查中,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组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和神经认知测试的均值(COMPASS-31和TMT-B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并校正了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和大学入学资格。各相应工具报告的持续性PCS与持续恢复相比的曲线下面积(AUC) also 包括性别-年龄类别组合和大学入学资格。仅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和大学入学资格的AUC为0.64。为便于比较,所有面板的xx轴均按均值−1-1 SD至均值+1+1 SD缩放。缩写: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CFQ-11,Chalder疲劳量表;SF-12,12项简式健康调查;PHQ-9,患者健康问卷9;GAD-7,广泛性焦虑障碍7项量表;PSS-10,感知压力量表;Flei,“Fragebogen zur geistigen Leistungsfähigkeit”(主观心智表现问卷);COMPASS-31,复合自主症状评分31;MoCA,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分);SDMT,符号数字模态测试(正确符号数);TMT-B,连线测验B部分(时间,秒)。
图4. 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组的心肺功能指标和握力(均值及95\% CI),并针对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大学入学资格、BMI、吸烟状况以及β受体阻滞剂使用进行了校正。1,331名参与者完成了心肺运动试验(持续康复参与者中的87.2%;持续性PCS患者中的83.7%)。为便于比较,所有面板的x轴均按均值-1 SD至均值+1 SD进行标度。缩写: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LV-EF,左心室容积和射血分数;LV-E/e',早期二尖瓣流入速度与二尖瓣环早期舒张速度之比;LV-E/A,二尖瓣最大早期与晚期舒张期血流速度之比;FEV1,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VC,用力肺活量;SpO2,外周血氧饱和度;HR,心率;VO{2max},摄氧量;BR,呼吸储备;RER,呼吸交换比;VE/VCO_2斜率,分钟通气量与二氧化碳产生量的斜率。
图4. 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组的心肺功能指标和握力(均值及95%95\% CI),并针对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大学入学资格、BMI、吸烟状况以及β受体阻滞剂使用进行了校正。1,331名参与者完成了心肺运动试验(持续康复参与者中的87.2%;持续性PCS患者中的83.7%)。为便于比较,所有面板的xx轴均按均值−1-1 SD至均值+1+1 SD进行标度。缩写:pro-BNP,N末端脑钠肽前体;LV-EF,左心室容积和射血分数;LV-E/e',早期二尖瓣流入速度与二尖瓣环早期舒张速度之比;LV-E/A,二尖瓣最大早期与晚期舒张期血流速度之比;FEV1,一秒用力呼气容积;FVC,用力肺活量;SpO22,外周血氧饱和度;HR,心率;VO2max{2max},摄氧量;BR,呼吸储备;RER,呼吸交换比;VE/VCO2_2斜率,分钟通气量与二氧化碳产生量的斜率。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4511.g004

男性(30.9 versus 50.7kg50.7\mathrm{kg}),并与体脂和BMI呈负相关(r=−0.06,95%CI[−0.12,−0.01](r = - 0.06,95\% \mathrm{CI}[- 0.12, - 0.01]和r=−0.07,95%CI[−0.12,−0.01])r = - 0.07,95\% \mathrm{CI}[- 0.12, - 0.01])

如图4所示,左心室功能(包括LV-EF、LV-E/e'和LV-E/A)以及pro-BNP血液水平在各组之间无差异。我们观察到,与持续康复的参与者相比,持续性PCS患者中舒张功能障碍1级和2级的患病率更高(30.9%对21.9%)(S4表)。然而,在调整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大学入学资格、BMI和吸烟状况后,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我们未观察到各亚组之间在静息HR和BR平均值(图4)、呼吸频率(调整后平均值:所有亚组均为每分钟16.2-16.7次,p=0.71p = 0.71)以及收缩压和舒张压(调整后收缩压平均值:所有亚组均为128-131 mm Hg,p=0.88p = 0.88;舒张压平均值:所有亚组均为80-81 mm Hg,p=0.21p = 0.21)方面存在差异。

在FEV1和FVC、静息时SpO2以及若干CPET衍生变量方面观察到了差异(图4)。持续性PCS受试者的FEV1 (p<0.0001)(p< 0.0001) 、FVC (p=0.0011)(p = 0.0011) 和SpO2 (p=0.0001)(p = 0.0001) 值低于持续康复的参与者,但差异较小,且有无PCS的参与者中FEV1/FVC <0.70< 0.70 的比例相似(10.3%对9.6%)(S4表)。

在CPET中,持续性PCS患者达到的最大功率较低,HR也低于其他亚组的参与者,但CPET结束时的RER值相似且远高于1.05,表明已达到力竭并达到 VO2max\mathrm{VO}{2\mathrm{max}} 。此外,持续性病例患者和对照组的Borg CR10量表中位值相似(中位数 =8= 8 )。持续性PCS患者与持续康复参与者之间最相关且显著的CPET差异见于 VE/VCO2\mathrm{VE} / \mathrm{VCO}2 斜率(持续性PCS中较高)和 VO2max\mathrm{VO}{2\mathrm{max}} (持续性PCS中较低)(图4)。在调整分析中,持续性PCS患者中 VO2max<85%\mathrm{VO}{2\mathrm{max}}< 85\% 目标值(提示运动能力下降,可能由去适应或外周肌肉受限所致)的比例显著高于稳定对照组受试者(35.3%对8.4%)(S4表)。同样,持续性病例患者与持续康复参与者之间,男性和女性 VO2max\mathrm{VO}_{2\mathrm{max}} 低于既定阈值的参与者比例差异显著且具有高度统计学意义(S4表)。此外,持续性PCS患者与持续康复参与者之间平均 VE/VCO2\mathrm{VE} / \mathrm{VCO}_2 斜率的显著差异(28.8对27.1)(图4)对应于持续性PCS参与者(相较于持续康复参与者)中 VE/VCO2\mathrm{VE} / \mathrm{VCO}_2 斜率值 >30>30 (34.9%对18.5%)或 >34>34 (13.5%对4.1%)的比例更高(S4表)。

我们探讨了持续性PCS病例患者群体中认知缺陷的客观体征与心肺能力下降之间可能存在的重叠(S5表)。随着VE/VCO2\mathrm{VE} / \mathrm{VCO}2斜率增加,MoCA ≤25\leq 25且SDMT <36< 36的参与者比例升高;在持续性PCS且\mathrm{VO}{2\mathrm{max}}\)不佳(\(< 85\%预测值)的患者中,SDMT <36< 36的参与者更多,但TMT- B未见此类结果,且Tiffenau试验存在差异的持续性PCS患者其认知测试表现并无差异(S5表)。

实验室检查。除pro- BNP外(见上文及图4),我们检测了全血细胞计数、多项血液指标包括CRP、乳酸脱氢酶、铁蛋白、肝肾功能及凝血标志物(D-二聚体、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及活性)、TSH、皮质醇、ACTH、DHEA- S、HbA1c、25-羟基维生素D3、CH50等。在调整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大学入学资格、BMI和吸烟状态后,我们发现持续性PCS患者与持续康复个体在任何这些实验室检查中均无显著差异(S6和S7图及S6表和S4附录)。值得注意的是,在调整BMI和吸烟之前,持续性PCS患者的CRP、HbA1c和D-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其他亚组(分别为p=0.004,p=0.001,p=0.01p = 0.004, p = 0.001, p = 0.01)。

我们未观察到N SARS- CoV- 2抗体患病率(p=0.82p = 0.82)或针对SARS- CoV- 2 S1抗原的抗体水平存在显著差异(S8图)。此外,针对CMV及多种EBV抗原(病毒衣壳抗原[VCA]、EBV核抗原[EBNA]和早期抗原D[EA- D])的抗体阳性率在组间亦无显著差异(S7表)。研究参与者中EBV血清学提示再激活的比例为13%13\%(1,468名血清阳性参与者中的194名)。然而,我们未检测到持续性PCS患者或在第1和第2阶段之间报告新症状的康复个体中EBV再激活风险升高(S7表)。我们还额外检测了有EBV再激活证据的参与者的EA- D和EBNA IgG抗体水平,但未观察到伴有或不伴有PEM的持续性PCS患者与持续康复个体之间存在差异(S9图)。

所有研究参与者在就诊时经快速抗原检测口咽拭子SARS- CoV- 2抗原均为阴性。使用超灵敏抗原ECL检测,我们未能在100名持续性PCS参与者和100名对照组成员的亚组血浆样本中检测到SARS- CoV- 2刺突抗原。此外,在156名持续性PCS患者和103名持续康复参与者的类似亚组中,所有检测的粪便样本SARS- CoV- 2 RNA RT- PCR均为阴性(另见S4附录),从而可以95%95\%的确定性指出,持续性PCS患者在感染后17个月时的真实PCR阳性率小于或等于1.9%1.9\%。

敏感性分析

若干敏感性分析(既往疾病/合并症、肥胖、PEM、指示急性感染的医疗照护)的结果呈现在S1敏感性分析的支持信息图中。总体模式如上述持续存在,且在完整分析集中显著的经过验证的问卷评分、神经认知以及心肺测试方面的差异仍然显著。在持续性PCS女性参与者中,发现神经认知和心肺测试结果异常的几率高于男性参与者,但差异仅在TMT- B测试中显著(S10图)。

我们还显示,在无既往疾病和合并症的参与者亚群中,第1和第2阶段之间主要症状群患病率的变化与完整分析中观察到的相似(S2图)。当按PEM(持续>14h>14\mathrm{h})对持续性PCS参与者进行分层时,报告的和经过验证的问卷评估的症状和主诉负担在伴有PEM症状的患者中远高于不伴有PEM症状者,包括睡眠问题、抑郁和焦虑、感知压力和主观认知障碍、疲劳和自主神经功能障碍(S3图及S1敏感性分析中的图G)。神经认知测试分析也显示PEM与显著更差的结果相关(S1敏感性分析中的图G),尤其是在评估认知处理速度的SDMT中。然而,不伴有PEM的持续性PCS参与者在所有三项测试中的结果仍显著差于对照组参与者。与不伴有PEM的患者相比,伴有PEM的持续性PCS患者还表现出握力降低、SpO2\mathrm{SpO}2较低、峰值HR较低、VE/VCO22斜率值较高以及VO2max\mathrm{VO}{2\mathrm{max}}降低(S1敏感性分析中的图H),且VO2max<85%\mathrm{VO}{2\mathrm{max}} < 85\%目标值的比例更高(伴有与不伴有PEM的持续性PCS中分别为41.0%与32.5%)。心肺功能的若干其他变量在两个亚组之间存在差异(S1敏感性分析中的图H),尽管一些仅显示出小的临床非相关差异(例如LV- E/A)。

讨论

在这项嵌套式基于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中,我们发现三分之二的PCS患者在急性SARS- CoV- 2感染后超过1年仍存在症状和损伤的持续。全面的医学评估以及持续性PCS个体与年龄和性别匹配的无症状康复者对照组的比较表明,许多持续性PCS患者具有认知缺陷和运动能力下降的客观体征。除了在疲劳、神经认知障碍、睡眠质量、感知压力、抑郁、焦虑、自主神经功能障碍和生活质量的标准化测量中观察到大的且具有判别性的差异外,我们还检测到持续性PCS参与者与持续康复参与者在MoCA、SDMT和TMT- B测试、握力、VO2max\mathrm{VO}_{2\mathrm{max}}、VE/VCO2斜率及少数其他运动能力测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发现独立于年龄、性别、BMI和教育(作为可能最重要的潜在混杂因素)及其他变量。相比之下,实验室检查(包括炎症和凝血标志物)或静息超声心动图结果在调整协变量后无差异,无法区分病例与对照。这些观察似乎很重要,因为与许多其他研究不同,我们仅纳入工作年龄的成年人,且大多数研究参与者未接受医疗治疗,也未因急性SARS- CoV- 2感染而住院。此外,从中获取本研究参与者人群的初始基于人群的调查是在急性感染后6–12个月进行的,从而排除了延迟康复意义上的急性期后症状者。

在COVID- 19后6–12个月发展为PCS的大多数参与者中,症状和主诉持续存在,而在随访时报告改善的32%32\%患者中,大多数并未完全康复。在最近一项瑞士研究中[36],急性感染后6至24个月之间恢复至正常健康状态的比例约为25%25\%,而与PCS相关的症状改善率为37%37\%。在另一项瑞士研究中[37],急性感染后7至15个月之间PCS患者改善的比例为48%48\%。在这两项研究以及其他工作[38–40]中,存在急性感染后6–12个月以上疾病慢性化的趋势,我们目前的发现支持这些观察。我们观察到第1和第2阶段之间主要症状群的演变存在一些差异。疲劳、胸部症状和嗅觉/味觉障碍的患病率随时间呈净下降。相比之下,认知和抑郁/焦虑/睡眠障碍群的改善率与加重率相似,导致净患病率仅有微小变化。其他人也观察到神经认知障碍比其他症状群更倾向于持续存在[16,41–47]。需要进行采用客观测量的分层纵向分析,以更好地评估认知缺陷或其他器质性损伤的慢性化和预后,此类研究可能受益于定义不同康复集群的先进方法以及在不同队列中验证的多参数建模[7,48–51]。

有趣的是,本研究中病例状态未改善的危险因素包括较低的教育状况,这与最初康复者中健康状况恶化的危险因素为较低教育状况的发现相辅相成——此外还有继发性SARS- CoV感染。在Hartung及其同事报告的研究中[52],较低教育程度与认知未康复相关,但与持续性疲劳无关。在一项大型在线调查中[47],较低教育状况与感染后所有时间点更差的症状评分相关。在我们之前的第1阶段研究中,已发现较低教育状况与感染后6–12个月的有症状疾病相关,美国两个大型队列也报告了类似的关联[53]。我们不能排除抽样偏倚导致了这些观察结果。教育状况总体上与许多潜在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密切相关。教育状况变量背后哪些因素最能解释改善/恶化效应尚不清楚。显然,就业是两阶段之间病例对照状态变化的独立因素。我们发现第1和第2阶段之间未近期就诊专科医生且未参与康复的病例更可能改善,这可能反映了急性期和急性期后疾病较轻且预后较好(即反向因果)。

一项重要发现是,急性期后接种SARS-CoV-2疫苗似乎与PCS改善无关。多项研究显示接种疫苗后PCS患病率下降,但往往不清楚是否有一剂或多剂疫苗实际上是在疾病发病后接种的[11]。此外,许多研究为回顾性研究,未对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在Tran及其同事[54]报告的研究中,将伴有PCS的疫苗接种者与非疫苗接种的PCS个体进行倾向评分匹配并观察4个月,结果显示(首次)接种疫苗与症状较少、严重程度较低及PCS缓解呈正相关。在我们的研究中,感染后疫苗接种者的比例较大。几乎所有参与者在第1阶段之前就已接种了第一剂疫苗(对症状患病率和严重程度无可测量的影响),许多人在第1阶段和第2阶段之间接种了第二剂或加强剂。由于几乎所有参与者均已接种疫苗,难以确定疫苗接种与PCS康复之间的关系。

症状评分和问卷数据一致显示,疲劳和认知障碍是持续性PCS个体中最普遍的健康问题(每个症状群均>60%>60\%),这一发现证实了具有相似随访时间的其他研究的结果[43]。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报告的疲劳、认知问题和胸部症状之间存在大量重叠,且各种症状评分与健康相关生活质量评分呈强相关。极度疲劳和符合ME/CFS的症状影响了约十分之一的持续性PCS患者,而持续时间>14h>14\mathrm{h}的PEM由36%36\%的患者报告,且与所有问卷中更差的评分相关,同时也在认知和心肺运动测试中表现更差。这强调了在探索可能患有PCS的患者时,纳入PEM病史和持续时间的实用性[55,56]。使用完整的DePaul问卷条目集,PEM的估计值可能更高。在一项瑞士队列中,48%48\%的PCS患者观察到PEM,但在该研究中,符合ME/CFS标准的受试者较少(6%)[57]。在一项荷兰PCS患者队列中,观察到的PEM患病率为45%45\%[58]。

认知障碍是第二常见的症状群,其中注意力问题的报告频率略高于记忆问题。一项大型在线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观察结果,该结果与急性感染后的时间无关,调查对象为感染后症状持续至少3个月的受试者[47]。在一项针对神经和精神后遗症的大型理赔数据分析中,Taquet及其同事[59]发现,SARS-CoV-2感染后,认知缺陷、痴呆、精神病性障碍和癫痫/惊厥的风险在2年随访期内持续升高,这与(其他)常见精神障碍的风险迅速恢复至基线水平不同。其他研究也报告了持续存在或加重的认知或注意力问题,而其他症状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比率总体上随时间下降[16,41-47]。一项记忆问卷研究发现,急性感染后长达3年记忆问题更为严重(与未感染者对照相比)[60],而最近一项精巧的研究显示,急性SARS-CoV-2感染后反应时间随感染后时间的增加而减慢[61]。综合来看,这些发现和本研究的结果表明,认知问题实际上可能比其他PCS患者的健康问题更倾向于慢性化。荟萃分析中报告的认知障碍患病率较低(22%–32%),可能是由于样本构成的差异(更多患者在急性感染期间住院)和较短的随访时间所致。

睡眠障碍,特别是失眠,是病例中另一种常见的主诉。既往研究对>15,000>15,000名参与者的汇总数据显示,PCS患者中睡眠障碍的患病率为40%−50%40\% - 50\%[62],与我们的数据相当。我们和其他研究者已经证明了大流行前健康睡眠对预防PCS的重要性[63,64]。探索睡眠质量差是否仍然是PCS持续未恢复的风险因素将是有意义的。抑郁和焦虑症状的症状报告和评分数据总体上与PCS神经精神表现的荟萃分析相符[62,65]。

我们注意到,大多数常规临床检查结果和实验室检测未能区分持续病例和对照组,包括静息左心室收缩和舒张功能以及Tiffeneau试验。这些发现基本上与许多其他研究组的结果一致[48,66–70]。粗分析后数值上的微小差异在调整后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特别是对于BMI、吸烟状况和研究地点。例如,D-二聚体水平在持续性PCS个体中略有升高,但在调整分析中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与早期报告中所见相似[67,71,72]。由于多项研究提示皮质醇减少症可能是至少部分患者PCS的可能解释[20,73,74],我们将皮质醇、ACTH和DHEA-S的血液水平纳入分析。然而,我们未能发现持续性PCS与对照组之间的显著差异,提示亚急性或慢性肾上腺功能不全作为PCS症状的主要 contributing factor 的可能性较低。其他近期研究也未能识别PCS患者与多个对照组之间皮质醇水平的差异[23,75,76]。此外,我们未能检测到持续性PCS与对照组之间补体转换的差异,这是近期多项研究中提出的一个假说[77,78]。然而,我们仅筛查了CH50的差异,而未检测个别补体成分的血液水平。

血清学调查表明,我们队列中SARS-CoV-2刺突S1抗体水平主要由疫苗接种驱动,而非与PCS相关(如Klein及其同事所报告)[20],并且在调整分析中我们未发现EA-D IgG抗体升高(提示EBV再激活)与PCS之间的显著关联。既往关于此问题的数据存在矛盾,一些研究报告了[20,79,80]而另一些未能发现[81,82]与PCS相关的EBV再激活标志物。必须牢记,EA-D IgG抗体水平在活动性病毒复制后早期升高,通常仅持续阳性3–6个月,而我们的样本采集于急性SARS-CoV-2感染后>12>12个月,这不能排除急性或急性期后再激活的作用。然而,我们也未观察到针对EBNA的IgG抗体水平升高,EBNA被认为是EBV再激活的较长持续时间的替代标志物,并且先前已被发现与PCS患者的神经认知障碍相关[83]。

SARS-CoV-2持续存在已被提出作为未恢复和PCS发展的另一种机制。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未观察到鼻咽标本中抗原阳性、粪便样本中PCR阳性或血浆中病毒抗原,这反对持续病毒复制作为PCS驱动因素的观点。通过多种方法测量的PCS个体非侵入性生物标本中病毒持续存在的患病率在既往研究中也很低[82,84–86],例外是两项小型研究显示>60%>60\%的PCS患者存在刺突抗原血症,其中部分患者血浆样本PCR也为阳性[87,88],以及一项研究报告PCS患者单核细胞群体中S1蛋白持续存在长达感染后15个月[89]。最近一项大型研究表明,PCS患者亚组的咽拭子样本和急性期后早期反复PCR阳性在急性感染后3个月以上转为阴性[90]。在100名重症患者中,有10名的血浆样本中检测到刺突蛋白和N蛋白,这些样本采集于COVID-19后至少3个月(确切时间未说明)[82],但可检测抗原与症状之间无明显关联。在急性感染后>300>300天采集的粪便样本中未检测到病毒RNA,而 prolonged shedding 与胃肠道症状相关但与PCS无关。在一项探索性研究中[91],五名具有多种症状的受试者中有四人在急性感染后第158至676天之间采集的直肠活检中检测到SARS-CoV-2 RNA阳性[92]。迄今为止,很少有症状持续>12>12个月的PCS患者被检测病毒抗原/蛋白和/或RNA持续存在[93],病毒持续存在与PCS之间的关联仍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说。

神经认知测试显示显著的组间差异,表明持续性PCS患者在注意力和执行功能方面存在认知缺陷,表现为分配注意力(TMT-B)问题和较低的处理速度(SDMT),这一发现似乎与既往疾病无关。持续性PCS参与者中有三分之一(恢复参与者中为18.9%18.9\%)MoCA值<26< 26,略高于既往研究中所观察到的[61,94]。持续性PCS参与者的平均值为26.2(伴有PEM的病例为25.8),而持续恢复参与者为26.9(其他两组数值相似)。这一微小但显著的差异可能至少部分与以下事实有关:MoCA最初设计用于检测老年人轻度认知障碍,其特异性有限。

持续性PCS中观察到的执行功能受损和处理速度降低,与一项大型注册队列[15]的报告一致,该队列对COVID-19患者进行了多领域认知评估随访,其中两个PCS队列的270名患者表现出明显的认知减慢[15,61],并且与主要以轻症初始疾病为主的PCS患者综合认知评估中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缺陷一致[95]。尽管本研究中描述的认知发现由于小到中等效应量可能不足以作为区分病例与对照的诊断辅助工具,但数据有助于更好地理解PCS中认知障碍的性质。控制认知测试结果中疲劳或抑郁症状的组间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病例状态与MoCA的关联,但对SDMT和TMT-B组间差异影响很小,表明抑郁情绪和疲劳本身不能解释认知测试中表现下降。这与既往数据一致[96]。综合来看,迄今为止的信息支持PCS中抑郁和认知障碍涉及不同病理机制的概念。

运动能力受损、握力下降(或6分钟步行试验表现不佳)以及VO2max\mathrm{VO}{2\mathrm{max}}降低,似乎是PCS的标志性体征。在本研究中,持续性PCS患者与持续康复的参与者在这两项指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在35%35\%的持续性PCS患者中观察到VO2max\mathrm{VO}{2\mathrm{max}}降低(<85%< 85\%预测值),这与近期其他研究[97]中发现的患病率相当。与早期观察[97-101]类似,我们还发现持续性PCS患者的峰值心率较低,而RERmax\mathrm{RER}_{\mathrm{max}}和主观用力程度评分相似。综上所述,这些发现与去适应状态作为运动能力受损的贡献因素相符[102],但可能由线粒体病变导致的肌肉功能障碍/肌病可能是另一种解释和额外机制。通气效率低下可能是另一个 contributing 因素。近50%50\%的持续性PCS患者报告呼吸困难为中至重度症状,这些患者的VE/VCO2\mathrm{VE / VCO_2}斜率值也显著高于稳定对照组。其他研究者也发现了病例与对照之间VE/VCO2\mathrm{VE / VCO_2}斜率的此类差异[70,103,104]。在我们的研究中,PCS患者中VE/VCO2\mathrm{VE / VCO_2}斜率>30>30(增高)或>34>34(异常)的患病率相当高(分别为35%35\%和14%14\%),高于康复者,与Sørensen及其同事报告的比例相似。即使是VE/VCO2\mathrm{VE / VCO_2}斜率的细微差异也可能影响运动后心肺症状的严重程度[99,101]。除过度通气外,相当数量的PCS患者被描述为呼吸不规则,潮气量和呼吸频率变异性高[105-109]。然而,诊断呼吸功能障碍尚无普遍的金标准,本研究未纳入对不规则呼吸的系统性筛查。同样,呼吸功能障碍也与呼吸肌功能障碍相符。

与既往数据[98,103,110]一致,本研究中描述的持续性PCS患者静息超声心动图显示收缩功能正常,提示运动能力下降并非由中枢心脏限制所致。此外,支气管阻塞似乎也不是运动高通气反应的原因,因为各亚组间Tiffeneau试验相似且BR未耗尽。病例组(轻度)降低的FVC(95.9%95.9\% vs 对照组99.1%99.1\%)虽幅度小但值得注意。评估SARS-CoV-2感染后FVC随时间变化的纵向研究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结果[70,111,112],而多项横断面研究显示肺容积降低与持续症状相关[70,98,113,114]。在一项针对急性感染住院患者的研究[115]中,4个月时FVC降低与胸部断层扫描异常发现增多、肺弥散功能降低、SpO2\mathrm{SpO_2}降低、运动能力下降、疲劳加重和生活质量降低相关。我们的PCS患者通常未住院,其肺容积降低的原因可能是呼吸肌无力[109,116,117],尚待进一步阐明。对于初始急性感染较轻的患者,尚无明确证据表明存在肺弥散功能受损[99,118]。本研究未测量肺弥散功能。然而,运动终止时的SpO2\mathrm{SpO_2}在各组间无差异,使得本研究参与者中存在此种假设的可能性不大。最后,我们不能排除CPET结果受到感染前已存在的较低体能水平的影响。此处显示的持续性运动能力受损,最好的解释可能是伴外周限制的多系统功能障碍,例如线粒体功能障碍导致的氧摄取受损[119-121],和/或先前较低的体能水平[122],而非中枢心脏或肺部限制,但呼吸功能障碍和变时性功能不全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此外,相对频繁的直立不耐受主诉(通过COMPASS-31工具测量)对运动能力下降的贡献程度,以及其与呼吸功能障碍和变时性功能不全的相关性,目前尚不清楚。

本研究的一个优势在于采用了嵌套式、基于人群的方法,在界定的地理区域内纳入大量经PCR确诊既往感染的个体,无论其是否需要医疗救治。我们聚焦于工作年龄段的成年人。我们避免了住院老年患者的过度代表性,这些患者可能因更严重的急性感染、合并症和衰老而表现出更多SARS-CoV-2非特异性不良健康后遗症。我们采用参与者内比较,考虑急性SARS-CoV-2感染前的症状频率,仅纳入急性感染前不存在的新发症状。此外,我们在PCS的工作定义中纳入了至少中等严重程度的症状,并考虑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或工作能力受损。另一个优势是对有症状和无症状研究参与者进行了全面的临床诊断评估,包括病史和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查、CPET以及带有认知评估的神经精神特征描述。该研究使我们能够进行比较分析,并对BMI、吸烟和教育水平等重要混杂因素进行调整,以及按PEM(持续>14h>14\mathrm{h})的存在对持续性PCS病例人群进行分层,PEM可能是一个重要且务实、简便的严重程度替代指标。

一个重要局限性是我们没有急性感染前运动能力和认知的客观信息。我们未进行肺弥散功能测定、神经影像学或更有效的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测量,这些可能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PCS的病理生理学。病毒学分析仅在亚组中进行,且仅检测血清以及——对队列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粪便样本,但未包括活检材料的分析。此外,样本采集时间在SARS-CoV-2感染后>1>1年,可能妨碍了检测急性感染过程中诱导的任何一过性变化。回忆偏倚在神经认知缺陷较严重的个体中可能尤为相关。第一阶段的病例研究参与率高于对照,且具有危险因素(如吸烟、肥胖)的研究参与者应答可能性较低。另一个局限性是缺乏机会纳入因疾病严重程度而难以前往研究中心的PCS患者,这些患者在旅行和门诊医学检查评估期间需要住院或更多陪护亲属或护士的支持。这也可能导致ME/CFS和持续时间更长PEM的患病率被低估。此外,我们的筛查未包括所有DePaul问卷条目评分,这可能使PCS受试者中PEM患病率估计高达50%50\%甚至更高[69,123–127]。我们注意到,选择符合特定PCS标准的患者作为病例,以及选择COVID-19后完全康复、无主诉且无任何中度或重度症状的参与者作为对照(即极端表型选择),可能导致问卷的AUC高于代表性人群。此外,该人群不能代表德国,因为我们的研究参与者来自该国西南部中型大学城市的人群,与其他地区存在显著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经济差异。最后,我们未纳入第一阶段中具有与PCS相符症状但不符合工作定义标准的受试者。

总之,我们报告,急性SARS-CoV-2感染后6–12个月,三分之二的PCS患者继续报告持续性症状,干扰日常生活,并与生活质量下降和/或工作能力下降相关。症状似乎略有变化,但主要症状——通常聚集出现——仍为疲劳、认知障碍和胸部症状(包括呼吸困难),相当比例病例还伴有睡眠障碍和焦虑等额外主诉。在全面医学检查中,许多持续性PCS患者表现出与对照显著不同的结果,部分异常/超出参考范围;这些包括执行功能受损、认知处理速度降低和体力运动能力下降,仅部分由去适应解释,且通常与中枢心脏或肺部限制无关。报告PEM持续超过14小时的PCS患者主诉更严重的症状,并在认知和运动能力测试中表现出更差的结果。我们的发现不支持病毒持续存在、EBV再激活、肾上腺功能不全或补体周转增加作为持续性PCS病理生理学相关机制的假说。

这些结果呼吁将认知和运动测试纳入疑似PCS患者的临床评估和监测中。结合其他研究发现,它们提示应开展进一步研究,评估骨骼肌代谢和呼吸功能障碍以及神经代谢和神经炎症性疾病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的作用,以深入理解PCS的发生和预后[128,129]。迫切需要更长期随访的观察性研究来评估PCS改善和未康复的因素。

支持信息

S1 STROBE清单。STROBE声明。(PDF)

S1附录。EPILOC第二阶段症状问卷。(PDF)

S2附录。临床评估和验证问卷的详细信息(含参考文献)。(PDF)

S3附录。超声心动图和心肺运动试验(CPET)的方法学细节(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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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附录。实验室检查详细信息。(PDF)

S1表。参加第二阶段临床检查的COVID-19后综合征(PCS)参与者和第一阶段康复参与者的特征。(PDF)

S2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病例对照状态变化的相互调整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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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表。第二阶段临床检查时报告的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类的当前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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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表。第二阶段临床检查时报告的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类的静息心脏超声检查和心肺运动试验(CPET)分析的额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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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表。第二阶段临床检查时报告的持续性COVID-19后综合征(PCS)参与者按心肺运动试验(CPET)结果分类的神经认知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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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表。按D-二聚体水平(正常 vs. 升高)分类的病例对照状态。(PDF)

S7表。按Epstein-Barr病毒(EBV)和巨细胞病毒(CMV)抗体模式分类的第二阶段病例对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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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图。按选定第一阶段特征分类的参与概率(95%置信区间[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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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图。参加第二阶段的COVID-19后综合征(PCS)第一阶段参与者中五种主要症状簇患病率的变化(基于急性感染后自我报告的中至重度新发症状)。(PDF)

S3图。持续COVID-19后综合征(PCS)男性和女性参与者中不同等级的各症状,以及伴有或不伴有持续>14h>14\mathrm{h}劳累后不适(PEM)的持续性PCS参与者中的各症状。(PDF)

S4图。Euler图显示仅持续性COVID-19后综合征(PCS)参与者中基于中至重度症状的第二阶段三个主要症状簇的重叠情况。(PDF)

S5图。Euler图显示仅持续性COVID-19后综合征(PCS)参与者中基于中至重度症状的第二阶段三个主要症状簇各种重叠情况下劳累后不适(PEM,持续>14h>14\mathrm{h})的描述性患病率(含95%95\% CI)。

S6图。第二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类的血细胞计数均值(C-反应蛋白[CRP]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PDF)

S7图。第二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分类的选定实验室测量均值(谷氨酸-丙酮酸转氨酶(又称丙氨酸氨基转移酶)[GPT]、谷氨酸-草酰乙酸转氨酶(又称天冬氨酸转移酶)[GOT]、胆红素、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维生素D和铁蛋白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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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8图。第一阶段临床检查时按接种疫苗剂次数和病例对照状态分类的抗S1滴度(BAU/ml)几何均值,经性别-年龄类别组合、研究中心和大学入学资格调整。(PDF)

S9图。有Epstein-Barr病毒(EBV)再激活证据的参与者中EA-D和EBNA IgG抗体水平。(PDF)

S10图。病例对照状态(持续性COVID-19后综合征[PCS] vs. 持续康复)与异常神经认知和心肺测试结果的性别特异性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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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敏感性分析。

图A. 敏感性分析1,排除在指示感染之前已存在健康状况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精神障碍、神经或感觉障碍、癌症、代谢性疾病,n=599n = 599)以及持续症状可能存在其他医学解释的病例(n=41n = 41)。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和神经认知测试的均值(复合自主症状评分31 [COMPASS-31]和连线测验B部分 [TMT-B]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图B. 敏感性分析1,排除在指示感染之前已存在健康状况的参与者(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精神障碍、神经或感觉障碍、癌症、代谢性疾病,n=599n = 599)以及持续症状有其他解释的病例(n=41n = 41)。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心肺功能指标和握力(均值含95%95\% CI)。图C. 敏感性分析2,展示BMI ≥27.5kg/m2\geq 27.5 \mathrm{kg / m}^2的研究参与者的结果。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和神经认知测试的均值(COMPASS-31和TMT-B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图D. 敏感性分析2,BMI <27.5kg/m2< 27.5 \mathrm{kg / m}^2的研究参与者的结果。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和神经认知测试的均值(COMPASS-31和TMT-B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图E. 敏感性分析2,BMI ≥27.5kg/m2\geq 27.5 \mathrm{kg / m}^2的研究参与者的结果。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心肺功能指标和握力(均值含95%95\% CI)。图G. 敏感性分析3,持续性COVID-19后综合征(PCS)额外按是否存在运动后不适(PEM,持续>14h>14 \mathrm{h})进行分层。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自我报告健康结局和神经认知测试的均值(COMPASS-31和TMT-B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图H. 敏感性分析3,持续性PCS额外按是否存在运动后不适(PEM,持续>14h>14 \mathrm{h})进行分层。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的心肺功能指标和握力(均值含95%95\% CI)。图I. 敏感性分析4,针对其既往急性(指示)SARS-CoV-2感染未接受医疗照护的参与者。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稳定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的均值(COMPASS-31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图J. 敏感性分析4,针对其既往急性(指示)SARS-CoV-2感染接受了医疗照护的参与者。图中展示的是第2阶段临床检查时按稳定病例-对照状态划分的自我报告健康结局的均值(COMPASS-31为几何均值)(含95%95\% CI)。(PDF)

致谢

我们感谢所有研究参与者及其照护者,以及以下参与本工作的主要合作者(按字母顺序):Julian Böhm、Stefan Brockmann、Stefanie Bröer、Christof Burgstahler、Katharina Caesar、Bettina Deibert、Xiaohong Du、Nelli Edel、Sabine Gerbersdorf、Jennifer Hermann、Katja Hirth、Achim Jerg、Johannes Kirsten、Manuela Licka、Jennifer Müller、Hasema Persch、Patrick Roling、Stephan Rusch、Michaela Schmid、Patrick Schneeweiß、Katarina Stete、Elisabeth Stoll、Adrian Tassoni、Hanna Tschischka、Shirin Vollrath、Vanessa Walz、Dietrich Walzer。我们感谢参与的地方实验室和生物样本库设施提供的技术支持。EPILOC第二阶段研究组的其他成员(按字母顺序):Parwez Aidery(图宾根)、Daniel Bizjak(乌尔姆)、Stefanie Bunk(图宾根)、Nadine Conzelmann(图宾根)、Stefanie Döbele(图宾根)、Lisamaria Eble(乌尔姆)、Melanie Greibich(海德堡)、Beate Grüner(乌尔姆)、Lucas John(乌尔姆)、Gerhard Kindle(弗赖堡)、Oliver Krumnau(弗赖堡)、Jessica Langel(海德堡)、Nisar Malek(图宾根)、Moritz Munk(乌尔姆)、Stefanie Pfau(弗赖堡)、Stephan Prettin(弗赖堡)、Hardy Richter(图宾根)、Siegbert Rieg(弗赖堡)、Cynthia Stapornwongkul(弗赖堡)、Sabine Tuma-Kellner(海德堡)、Kay Winkert(乌尔姆)。

作者贡献

概念构思:Raphael S. Peter、Alexandra Nieters、Siri Gopel、Uta Merle、Jürgen M. Steinacker、Birgit Friedmann-Bette、Claudia Schilling、Hans-Georg Kräusslich、Dietrich Rothenbacher、Winfried V. Kern。数据管理:Raphael S. Peter、Alexandra Nieters、Birgit Friedmann-Bette、Barbara Müller、Claudia Schilling、Philipp Maier、Lynn Matits、Sylvia Parthe、Martin Rehm、Jana Schellenberg、Mengyu Zhu。形式分析:Raphael S. Peter、Jürgen M. Steinacker、Barbara Müller、Sylvia Parthe、Martin Rehm、Jana Schellenberg。资金获取:Siri Gopel、Uta Merle、Jürgen M. Steinacker、Hans-Georg Kräusslich、Dietrich Rothenbacher、Winfried V. Kern。调查研究:Siri Gopel、Uta Merle、Jürgen M. Steinacker、Peter Deibert、Birgit Friedmann-Bette、Andreas Nieß、Barbara Müller、Gunnar Erz、Roland Giesen、Veronika Götz、Karsten Keller、Philipp Maier、Lynn Matits、Sylvia Parthe、Jana Schellenberg、Ulrike Schempf、Mengyu Zhu、Hans-Georg Kräusslich、Winfried V. Kern。方法学:Raphael S. Peter、Alexandra Nieters、Jürgen M. Steinacker、Peter Deibert、Birgit Friedmann-Bette、Andreas Nieß、Barbara Müller、Claudia Schilling、Jana Schellenberg、Hans-Georg Kräusslich、Dietrich Rothenbacher、Winfried V. Kern。项目管理:Alexandra Nieters、Barbara Müller、Roland Giesen、Veronika Götz、Karsten Keller、Ulrike Schempf、Hans-Georg Kräusslich。资源:Alexandra Nieters、Uta Merle、Jürgen M. Steinacker、Hans-Georg Kräusslich、Dietrich Rothenbacher、Winfried V. Kern。软件:Raphael S. Peter。监督:Siri Gopel、Uta Merle、Jürgen M. Steinacker、Peter Deibert、Birgit Friedmann-Bette、Andreas Nieß、Barbara Müller、Jana Schellenberg、Hans-Georg Kräusslich、Dietrich Rothenbacher、Winfried V. Kern。验证:Raphael S. Peter、Alexandra Nieters、Siri Gopel、Jürgen M. Steinacker、Peter Deibert、Barbara Müller、Claudia Schilling、Sylvia Parthe、Jana Schellenberg、Mengyu Zhu。可视化:Raphael S. Peter。写作——初稿:Raphael S. Peter、Alexandra Nieters、Birgit Friedmann-Bette、Barbara Müller、Claudia Schilling、Winfried V. Kern。写作——审阅与编辑:Raphael S. Peter、Alexandra Nieters、Siri Gopel、Uta Merle、Jürgen M. Steinacker、Peter Deibert、Birgit Friedmann-Bette、Andreas Nieß、Barbara Müller、Claudia Schilling、Gunnar Erz、Roland Giesen、Veronika Götz、Karsten Keller、Philipp Maier、Lynn Matits、Sylvia Parthe、Martin Rehm、Jana Schellenberg、Ulrike Schempf、Mengyu Zhu、Hans-Georg Kräusslich、Dietrich Rothenbacher、Winfried V. K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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